虚拟社会治理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思考

当代中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从虚拟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功能分析,虚拟社会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日渐加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虚拟社会治理需要冷静审视多元化社会思潮,合理化解网络空间的社会冲突,有效巩固国家安全,充分融合多方参与主体。因此,应当把虚拟社会治理放置于国家治理的宏观体系下加以综合考虑,根据中国国情选择合适的治理进路,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创新虚拟社会矛盾冲突化解机制、完善虚拟社会安全体系、建立虚拟社会组织体制等途径,促使虚拟社会达成善治目标。     

“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绩效”框架下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治理的实证分析

基于理论分析构建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治理分析框架,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对430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土地整治项目的治理绩效处于“一般～比较满意”水平,契约治理、关系治理显著正向影响治理绩效,制度环境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公私合作整治模式中,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均显著正向影响治理绩效,政治制度环境起正向调节作用;公众为主体的整治模式中,关系治理显著正向影响治理绩效,社会制度环境起正向调节作用;政府主导整治模式中,治理绩效主要受制度环境影响而对治理机制不敏感。因此,提升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治理绩效需要积极探索土地整治模式的多样性、完善两类治理机制,更要重视构建开放多元的权力结构和完备的制度体系,培育丰富的乡村社会资本。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虚拟社会有效治理的必要性及路径探讨——以网络问政及“永安警长”案例为切入点

目前,我国虚拟社会发展迅速,同时暴露出不少问题,对虚拟社会的治理刻不容缓。虚拟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一些志趣相投、利益相关的网民跨越地域和行业边界组成的带有一定标识的网络群体,虚拟社会中"虚拟人"的行为具有"在线"、"互动"、"多元耦合"特征。这种结构和行为特征决定了虚拟社会治理必须将多种治理路径融合,采取多元路径并举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能缺位,发挥政府的主力军作用,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网络问政以尊重公民说话权利作为切入点,以构建政民之间、网民之间良性互动机制作为突破口,以解决各种民主问题作为落脚点,不断注入正能量,发挥主场优势,唱响主旋律,成为中国特色虚拟社会治理的一条非常重要和有效路径。"永安警长"案例是对这一治理路径的有力诠释。     

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绩效是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和实现路径的关注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社区治理绩效的复杂来源,促进实践中社区的有效治理。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以反映公共价值和持续性为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多元权力主体在社区场域的活跃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社区需要结合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善治视野下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架构中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主体。善治的合法性、回应与责任性要素是对地方政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而当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由于治理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公众参与不足,导致回应力的薄弱;利益矛盾冲突多发,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因而,在善治的视野下,就应积极构建高效的合作机制、有力的回应机制与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改善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失衡与变革路径——基于权力分配的视角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现代化变革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分配和制衡,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各利益相关主体间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衡.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内部权力分配的发展历史、探索不同时期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变迁规律,将为构建现代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奠定基础.当前,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制度瓶颈集中表现为利益相关者间的权力失衡,比如政府与高校、行政与学术、决策与监督等.为此,需从大学章程建设、均衡权力配置、教授治学等角度构建权力制衡机制,保障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变革.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网络社会开放性与有效性融通的治理路径探析

开放性是网络社会协作治理的基本条件,但网络自由急剧放大和异化、以及权力主体对网络的过度管制,使公众与地方政府在网络空间中难以就公共事务达成互利合作和社会共识,造成网络开放性与有效性的悖论,导致网络治理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确立权力对自由的引导机制、发挥生态性权力在协作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开展关系理性中的扩展性对话,能够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维持网络虚拟社会的活力、维护国家权力的价值维度,实现网络虚拟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与有效性的融通。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社会再组织化与代表制度的重塑——垫江“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探析

转型中国正面临着社会再组织化的重构,这必然会带来公私领域在管理方式、互动模式以及更深层次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本文从这一视角解读重庆市垫江县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将法律文本的制度设计长效化,更在于它对于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治沟通方式和再造以科层体系为主体的政策生产结构。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制度平台收集的反映事项总体呈现抛物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制度绩效,特别是那些交办部门具有较强资源供给的反映事项,由于信息可及性提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得以解决,反之科层组织则通过项目整合或解释告知的无效反馈。这一制度创新存续还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包括再组织存续的内在激励机制、与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对接环节以及与现有自治组织的社会兼容问题。     

社团治理机制的范式创新与比较——基于新制度主义进路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作为研究方法,以解构宏观社会和解剖微观事例为基础解读制度演变的答案;从竞争性和合作性的人类特质角度,来建构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应借鉴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能动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自生机制建设;借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借鉴规范制度主义能动与结构的联动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公共机制建设;同时,也应突破新制度主义"联动与结构关联性"的认识,构造"能动—结构—互动"的社团治理机制新机律。     

社会再组织化与代表制度的重塑--垫江“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探析

转型中国正面临着社会再组织化的重构，这必然会带来公私领域在管理方式、互动模式以及更深层次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本文从这一视角解读重庆市垫江县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将法律文本的制度设计长效化，更在于它对于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治沟通方式和再造以科层体系为主体的政策生产结构。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制度平台收集的反映事项总体呈现抛物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制度绩效，特别是那些交办部门具有较强资源供给的反映事项，由于信息可及性提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得以解决，反之科层组织则通过项目整合或解释告知的无效反馈。这一制度创新存续还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包括再组织存续的内在激励机制、与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对接环节以及与现有自治组织的社会兼容问题。     

国家治理创新视阈下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二是村民自治异化为村"两委"自治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三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仍然比较缺失;四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仍然没有根本形成。鉴此,需要采取以下应对举措:一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努力建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多中心协商对话机制;二要完善社会参与,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三要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建构农村基层社会互助合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还需要坚持四个原则,即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坚持农民权益至上、农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依法治理、规范治理的原则。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多元模式的评价与反思——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分析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初步形成了七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在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模式仍然存在实现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不足,重管轻治、重政府治理轻社会协同,法制化治理缺失和虚拟社会管理探索不足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要通过进一步更新观念、建设基于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利用大数据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由人治转向法治、建立涉及民生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政府—公民合作的协同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措施来完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法治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明确自身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定位和职责,理清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法治层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机制创新,探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领域。司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强化法律监督、延伸司法职能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重点,建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