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信任结构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中国传统信任结构的总体特征是“儒法并存,以儒为主”。其中儒家信任结构重亲疏之别,以互惠原则为基础;法家信任结构重公私之分,以赏罚机制为基础。中国传统信任结构既与传统法制互动,也对现代法治有深刻影响。     

法律形式化的意义分析

法律形式化是法制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是法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而且往往是其历史先导。法律的形式化之实质乃是法律权威的确证与法治原则的实现。法律的形式化以法律规范的严谨性、法律体系的完整和谐性、司法的程序合理性和法律调整结果的有序性为外在表征。同时，作为现代法制区别于传统法制的直接外部标志，法律的形式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又预设着诸多功能。因而，建构法律的形式化目标对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法律形式化: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法律形式化之实质乃是法律权威的确证和法治原则的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价值理性优先而形式理性为先导的法制变革过程。确立法律形式化目标对于中国现代法制的制度架构、现代法律运作机制的形成、现代法治原则的牢固确立以及现代法律文化的培育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法制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人治”型社会向现代的“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和看待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选择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要有所扬弃,弘扬优势,趋利避害,乃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论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制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的利用与改造,最现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响”。中国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长期聚集的结果,它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法制现代化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继承和更高阶段的综合与创新,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必然发展。全盘否定传统法律文化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因此,在现代化法制建设中重审法律传统,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提取法律传统中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合理部分,对法制现代化的建设大有裨益。本文从传统道德、团体本位以及传统吏治等方面阐述法律传统在现代化法制建设中意义。     

再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互惠原则

互惠原则被许多国家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写入法律当中。但是由于政治传统和法律制度不同,各国对互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国际公约对互惠原则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而言,各国对此问题都规定在本国的国内法当中。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抛弃互惠的呼声愈演愈烈。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这个极致强调事实互惠的国家应该以一种更为灵活、合理的方式应对新形势下的国际司法要求。     

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互动关系简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 ,如何处理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入手 ,着重分析了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资源选择模式的差异和联系 ,并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现代化道路来。     

交汇与融合: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主旋律

在中国法制变革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西方法律精神和中国法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中西法律文化的交互影响与共同作用,推动着中国传统法向现代法的过渡和转变。在现代法治演进中,各种思想观念不断碰撞和交流,各种制度不断比较和选择,体现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特征——交汇与融合。这是一个连续的、至今没有结束的过程,这也是一个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法制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古代亲属隐匿原则述论

“亲亲得相首匿”是中国封建法律精神的一条重要原则 ,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立法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仍残余在部分人的观念中 ,研究这一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防止和消除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造成的弊端 ,促进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发展。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罪疑惟轻”

“罪疑惟轻”系中国传统刑事司法重要原则之一，在现存各种文献中相关记载俯拾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剧变大趋势下，东方文明体系在西方商业文明的侵入与渗透下，经历了一个崩垮与再建的过程，在一个后法律移植时代，法制建设再也不能闭门造车，如何对传统法制文化进行梳理与提萃，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工作的一个重点。文章即对“罪疑惟轻”这一传统司法原则作出的相关探讨与研究。     

法制现代化新探

临近二十世纪末．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奋斗．终于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口号．这是当代我国法制创新乃至现代化的目标。法制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等巨大创新．法制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社会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由于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在法律传统中“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要厉行“法治”．要实现法制现代化．必须处理好现实与传统的关系;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借鉴优秀的法律成果时,又必须处理好“中”、“洋”…     

法人运动与第二次法律革命

本文认为法人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导致社团的出现与合作社的诞生，使近代法制发生巨变，形成现代法制的品格与主要原则，即法制史上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公司伦理与关民理论成为现代法制的伦理基础。     

法律职业共同体片论——《律师文摘》2003年第4辑卷首语

法治是一种传统,是经过长时间积累产生的。中国原本有一种法制传统,但这种法制传统并不是“法治”的传统,中国法制建设和改革的取向逐步形成“法治”,才能使之成为传统。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多方面的:整个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完善的法律体系,有一个积累一段时间根植于社会的法治传统,高质量和讲究效率的司法审判体制等,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科学、完善、良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的四个问题

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的四个问题传统与现代性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相互排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有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体现着独特的民族法律心理和经验。以人身...     

传统法学的殿后人和殿后作——兼论《读例存疑重刊本》之价值

一、薛允升及其《读例存疑刊本》 20世纪初年,在传统法学终结之时,中国出现了薛允升和沈家本这样两位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晚清的法律改革,使中国法律从“封建的身份伦理支配之旧律及旧制,转向为法律之前人格平等,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现代市民法制”①,是     

历史与现实：现代法制中的传统因素及其载体

在中国现行法制中，法律传统因素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以规则、原则、概念等物化了的观念存在于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中；另一种主要是以法律意识形式通过人们有法律意义的社会行为表现出来。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等诸法律部门中，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子随处可见，而司法行为及民众类法律式的行为中，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甚为可观。这些传统因素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和背景，而实现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也就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法理论证

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部分,其价值体系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程序制度的法律效果的实现。法律规范的应用要依赖法律原则的指导,行政程序法制价值体系的合理,离不开法律文本中对法律原则的科学设置和意义权衡。不同行政领域中的程序价值体系对法律原则之间的效力位阶的安排不同。立法者对法律原则的功能未有充分认识,实践中未经考虑行政领域的特性而在法律文本中设置的法律原则之间存在内在冲突,造成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混乱。我国未来行政程序法制的建设必须认真对待法律原则的合理设置和相互协调。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弘扬契约精神

现代法制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契约精神有着内在联系。契约精神是现代法制的灵魂;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社会主义法制是作为商品交换基本形式的契约关系所蕴含的平等、自由和人权原则的制度化、法律化,其宪法也显示了在契约(含社会契约)原则和契约精神基础上形成的以“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相结合为原则的法律资源配备模式和相应的权利与权力结构,因此必须弘扬契约精神。     

论中国传统法律之附庸性

中国传统法律的劣根性主要表现为附庸性，即在道德与法律的双向博弈过程中，法律始终无法争得主动的地位，而时时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此种附庸性具体在三个层次上得以展现，即观念上、立法上和司法活动中。附庸性导致法不成其为法，只是封建道德的缩影而已。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法制无法成功转型为现代法制的关键所在。因此，建设现代法制社会必先从培育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入手。     

诚信原则与中华伦理背景

本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方法，对当代各国民商法领域普遍接受和适用的指导性原则——“诚信”在中国适用的伦理基础加以考察。作者指出，尽管传统伦理学说中“诚”、“信”为引入“诚信原则”奠定了价值取向的基础，但二者也有严重不相适应的一面。由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欠，中国社会的诚信水平远未达到理想标准，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伦理观念加以适当调整，树立政府行为的诚信，方能使该原则起到维护法制、促进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