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国古代法律的另一基础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上,道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传统法律是外儒内法,兼采众家,而以道统摄之。因为道的唯一性和来自与它的道法执一、天人合一的理念为君主专制之法提供了最终的理论依据:阴阳和合的观念又导致了德刑并用但又得主刑辅的法律传统:无为而治的观念又为无讼的传统提供渊源。道给中国古代文化和法律传统提供了坚实的宇宙论基础。是传统法律的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基础。中国传统法律外儒内法,兼采众家而以道贯之。     

儒、道传统文化对生态正义的推助

中国儒、道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自然观照应了现代生态正义的应有之义,也就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生态文明观的基本意旨。只有在优秀的生态文化背景之下,中国才能够找到反思生态问题的契机,并在实践中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中国儒、道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潜移默化,预示着当代社会文明的新的正义归属。在生态危机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在孕育着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文化力量之时,仍然扮演着作为思想自觉、精神教化的重要角色。     

信任与政治合法性

信任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互信关系、依赖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承诺与践行关系.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能够产生社会和谐,政治合法性只有以信任为前提,才能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互动双赢格局.本文以信任为切入点,以信任的视域检视政治合法性,以期从中梳理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关联,从而前瞻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社会何以承载之重——当前社会信任危机之原因分析

信任是一个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然而转型时期,信任的基础正经历着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个人化的信任)向以抽象系统为基础(非个人化的信任)转变,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要摆脱信任困境,必须完善各项系统,重建信任的基础.     

论汉初至汉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

汉初至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什么?史学界多认为是黄老思想,但认识不一。《中国法制史》既认为"实际上是行消极法家之学,或说是一种‘外道内法'的策略",又认为其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本文认为,这一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以法家为主,兼采道儒。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     

物权法立法思维之批判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虽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及法制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但由《物权法(草案)》所揭示的诸多问题看,立法者之思维仍停留于重经验轻逻辑、重实用轻法理、重“诸法合体”轻物权法之私法性的守旧状态。《物权法(草案)》的推迟颁布,为反思物权法的立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只有以私法的观念、裁判规范的特性以及物权法自身的逻辑结构为基础,才能制定一部科学的物权法。     

儒法之信的启蒙

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部门法律规范之中,尤以基本原则、指导思想、义务性规范为其思想传承和渗透的对象。儒法之信主要体现和渗透在现行民商事等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之中,诚信是道德的法律化,诚信原则承继儒法之信。儒法之信具有主观诚信的心理潜质和客观诚信的社会潜质,在儒法之信的启示下,在现代法治文明的滋养、孕育中生成了限制、调整和扩张三种操作规范的诚信裁判。     

古代中国封建刑罚“文明”之思想原因——以中西对比为视角

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刑罚"文明于"西方中世纪之神判法的观点,已被世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可。就此原因,从思想层面入手可将其归纳为二大因素:一则中国封建社会并非像西方一样以宗教神权而立国;二则中国封建社会奉行"儒法合治"的法律传统。但是,为何中国封建法律和刑罚被曲解百年之久且至今仍未完全消融呢?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反思有二,一为外因,即西方人强加于中国封建刑罚上之"印迹",掩盖了史实的真相;二为内因,即古今部份国人思史、正史失之客观、全面。     

论先秦儒法之争及对中国现代法治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先秦时期儒法之争萌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义。儒家认为礼制是社会规范的最高准则,追求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和道德规范下的稳定秩序。法家主张严刑厉法,法律的平等适用。但儒法之争的实质,是人治下的治国模式选择的争论,是法律与道德关系论争的中国化实践。现代中国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探求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精髓,秉承民族优秀法律精神。     

传统法律思想与士大夫的博弈运思

在中国古代法律形成时期各部落规则的博弈中 ,士以“巫史”的身份对信息的收集、保存、整理、解说工作做过不少努力 ,并对各部落之间博弈的类型及策略的选择起了关键作用 ,进而影响了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气质。春秋战国之际 ,士大夫以手中的文化资源参与游戏 ,以思想影响政治。儒家、法家积极参与政治游戏 ,而道家则放弃了游戏。汉代以后的法律儒家化 ,表明儒法两家陷入“囚徒困境” ,不得不相互妥协     

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融合了法、道、释各派学说,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追求“无讼”理想。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西方民主政治,核心在于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确保人民权力得以行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的是政府推进型道路,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立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发扬和保留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社会主义法治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先秦法思想之名学框架略诠——从孔子的正名主义到申韩的刑名之论

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名实之论乃是诸学之媒介,常为诸子论政的形式性架构。儒家的正名主义发其端绪,法家的刑名之论曲备其详,典型代表了名辩思潮的政治化、实用化路径。儒法之名论,勾勒出从"秩序"价值到"赏刑"手段的名论脉络,且阐发了法律的"圣人制礼(或立禁)"的法起源论与"定纷止争"的法功能论,搭建出中国古代法思想的基本框架。儒、法皆"贵名之正",无意于申说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反映,而贵乎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统制。故而,儒法之名论不单显现了轴心时代关于法律学说共通的逻辑言说,更揭示了毫无二致的"法自君出"之本质精神。     

法家的法治主义：历史话语与当代使命

从《史记》到《四库全书》,法家学派的法治主义主张蒙受了众多史家的非难与谴责;近现代以来,法家的法治主义又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实质法治主义＂学说的侵袭。其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国原生态法治概念,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当今多元政治思潮并立、社会经济充满激烈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及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面前,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不失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一种选择。     

论我国农村信用社盈余分配的法律控制——规范与发展之间

农村信用社的盈余分配涉及到对社股财产的分配正义的问题。为此,法律有必要通过对盈余分配的控制来有效遏制农村信用社的商业扩张,又能与公益主体划清界限,以求得规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从而秉持为农民这类弱势群体所特需的信用构造。     

中国传统官德举要

中国传统官德主要包括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清正廉洁的职业道德,谦虚诚信的个人修养,敬上爱下的僚属关系,清勤练平的工作作风等。     

信用本质:经济要求权的实现——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

肇端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级抵押房贷危机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迅速、广泛、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以至思想。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扩张与发展,不仅使监管者、中介机构和投资者都陷入风险定价迷失之中,更因为在危机链条环节,不断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将法律关系中的信用主体模糊,使得虚拟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比照实体经济中信用构成要素发生很大变化。传统的信用学说并没有将股权与信用相联系,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及其信用问题使股权与信用关系极为密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已经成为资本、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敏捷制造"等新型的生产方式使得传统的价值链构成发生了重大变革,将知识产权纳入信用的研究范围探讨并揭示经济社会信用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论担保物权与信用建设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我国传统上的人格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有内在缺陷，从而导致目前社会信用匮乏，但这种状况也为人格化的信用向制度化的信用转型提供了契机——担保物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信用手段即是其重要表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担保物权日益发挥强化信用的功能，这也是担保物权的发展趋势。     

The Determinants of Trade Credit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trade credit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trade credit extension suggest that both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motives may induce non-financial companies to assume a rol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Furthermor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financing for companie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may reserve to trade credit an important role in financial structure. We test the determinants of accounts receivable and accounts payable on a sample of about 9300 companies from nin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Results suggest that both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motives explain the credit behaviour of firms. However, we do not find generalised patterns in the use of trade credit among all transition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