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初探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传统中国纠纷解决的独特机理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论农村社会冲突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经历了“德政一体化”、“法制模式”的发展历程。在完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模式”应运而生。作为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范式 ,“多元化模式”倡导的解决纠纷的精神在于 :作为法律救济的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重 ;在不断最大化追求诉讼的公正、秩序、效率价值的同时 ,充分尊重并健全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 ;在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冲突中 ,寻求统一、平衡的价值体系。     

中国古代法秩序的形成、演变及重构

中国古代的法秩序是建立在纠纷解决机制下的,且具有独特的内涵,这种法秩序的形成归因于古代社会的独特条件,如人员的非流动性、乡绅的独特作用等。但古代社会形成的法秩序面临着解决现代社会纠纷的巨大压力,显示出不相适应性,只有对古代法秩序进行重构,才能解决现代社会纠纷,适应法治社会需要。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析——兼论我国ADR之构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忌称。其兴起与发展除了来自诉讼的压力及其固有弊端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我国拥有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可利用的资源,但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法治尚不健全,许多现代型的ADR仍不成熟．因此,我国在借鉴外因ADR经验的同时,更要立足本国国情,构建一个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解等多种方式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社会通过纠纷的解决回归和谐。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如何建立一个以诉讼为核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相互支持、共同作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司法制度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价值在于，有利于法院功能的补充和释放、有利于法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当事人最符合效益地解决纠纷并能维持社会关系的长期持续。但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是由法治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的，这些情况包括我国古代法律传统影响下的民众心理及文化价值观、我国当前城市现代化和农村乡土化并存的社会发展现实、以及当今国际上ADR的迅猛发展格局，可以说，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在综合古今中外多种因素的动态系统中构建社会事实的实践。     

大调解格局下的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模式。它表现为诉讼和人民调解在地点、人员、管理、经费、受案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的衔接,主要是使人民法院（或法庭）接手的某些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诉调对接模式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格局”的要求,它适应了我国的现状,能有力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实现社会和谐,就要在处理好诉调对接制度和法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诉调对接的进一步制度化,大力推广诉调对接模式。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的独特机理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时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探析——从比较法律文化的角度思考

法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要求,中国的法治建设,已成为国人关注的政治法律问题。所谓诉讼观念,是指人们关于诉讼制度和诉讼现象的认识、定位和价值判断,以及当发生诉讼时运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期望值。诉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受到政治、文化、法律、传统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与西方的"法理文化"迥异的是受中国的"礼治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厌讼和惧讼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无讼"成为传统诉讼观念的价值取向。     

论ADR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制度设想及其实现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法治建设遭遇的最大困难也在农村.现代城市社会维持秩序的规范是法律,而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在很多方面,起作用的是礼.在众多纠纷解决方式之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正是符合乡村社会解决纠纷要求的理想方式之一.中国法制要摆脱在乡土社会的尴尬境地,提供在乡村中适时对路的法律产品,凸显诉讼功能,加强法治,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就必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行政诉讼和解应该缓行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近年来行政诉讼领域讨论较多的话题,从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状况看,还存在诸多问题,应当暂缓建立这一制度,待条件成熟时再予以确立实行。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和程序的变革——从模式选择到程序完善

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将导致传统解纠方式和社会调整机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法律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施行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或多或少地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对民事诉讼模式及程序进行变革...     

关于行政复议法修改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是与行政诉讼制度并行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之配套的行政复议法修订工作也应列入议程。在修订过程中,应当以加大复议纠错力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为目标定位,以坚持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便利性、前置性、主动性为基本要求,同时在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上体现司法审查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司法谦抑。具体的修改内容可包括：拓宽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完善复议审查重点,一次性回应申请人实质诉求;赋予复议机关更大的暂缓执行原行政行为的决定权;扩大复议调解的范围;坚持复议机关作被告监督机制,确保修法相统一;坚持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决定的“卷宗审查主义”;赋予复议机关更大的复议变更权,着眼于一次性解决行政争议。     

我国经济法诉讼的反思与再定位

现实生活中大量产生的经济法纠纷需要得到解决,而司法解决无疑是最后且最权威的办法。对于经济法诉讼的定位,学者们提出了种种有价值的学说,本文通过对这些学说的反思,给经济法诉讼再定位。经济法诉讼是一种多元化、开放性的诉讼类型,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以及经济法的各种特别诉讼程序。     

群体性诉讼请求权范围的研究

群体性诉讼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诉讼的诉讼制度,其不但可以解决多数人纠纷,还能够起到预防和威慑的作用。群体性诉讼之所以有这种预防和威慑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在这种制度中可以提出损害赔偿以外的请求。对国外群体性诉讼的请求权范围加以研究,可以更好的了解该制度的功能,并能够为我国群体性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借鉴,可谓意义重大。     

略论中国行政机关权属争端之解决进路——以行政诉讼为主轴的多元主义视角

行政机关权属纠纷在中国普遍存在,而现行争议解决机制却处理不利.故有必要引入机关诉讼、完善第三人诉讼制度且以该正式机制为主要途径与多元主义非正式解决方案配合互补,在具体操作上实现内部机制优先与外部诉讼保障之并育,以期完善中国的行政组织法律体制,规范行政机关的权限关系,进而推进中国政府间权限争端解决机制的渐进性构建.     

浅议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

调解是我国民间和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要实现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只有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将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专利纠纷及其解决途径

如何界定专利纠纷、解决专利纠纷是确保专利权人的权利关键所在。对此问题,我国现行专利法规定不完善,并明显与国家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令法》等法律不相适应。本文认为,专利纠纷是指专利行政机关与当事人,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在专利的申请、取得、转让、保护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它分为专利行政纠纷和专利民事纠纷。专利行政纠纷通过专利行政复议和专利行政诉讼两种途径解决;专利民事纠纷则通过协商、调解、民事诉讼三种方式来解决。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四点修改专利法的建议。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备受各方关注,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也应当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并缺乏保障。应从立法上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机制,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评2005年《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2005年10月通过的《公司法》修正案,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首次进行了规定,如何理解与适用这一法律制度,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点话题。文章运用公司法学的原理,并参照先进国家的立法例,对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前置程序和诉讼结果的归属等三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