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城市老旧社区建设与治理简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民生工程。相对于城市新建社区而言,城市老旧社区绝大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配套不全、缺乏正规的物业管理,因而存在管理无序、安全问题较突出、环境绿化较差、停车难等现象,成为社区治理的难点所在。老旧社区改造与管理创新,是建设和谐社区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重要体现,也是广大居民的迫切要求。     

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城市社区精神培育研究

社区的安全稳定与井然有序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善治的根本保障。"社区精神"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对当地社区公共生活的共性认知,对缓解社区治理场域中的矛盾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种种需要,带动城市基层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下,充分考虑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环境与时代特征,有效培育社区精神的着力点在于:理论探析社区精神及其培育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和主要功能;现实考察社区精神培育的发展脉络、典型经验与现实困境;全面探寻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培育社区精神的长效路径,最终提升城市基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质量与社会治理水平。     

美好生活,从社区开始

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栖息的共同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把大量人口吸纳进城市,聚集到社区,使得社区的人口密集度和事务复杂度日益提升。社区治理一下子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从拴稳狗链,到杜绝噪音扰民,从社区监控全覆盖,到缓解社区停车难,各地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惠民举措正让居民获得更好、更便捷的社区服务。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也由传统的政府管理逐步转为多元主体共治的自治模式。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构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积极推进基层智慧社区等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住枫桥”:智慧社区新样本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场域,数字治理也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在向新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直面基层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推动数字治理技术和社区治理机制的融合创新,以“住枫桥”平台为载体,构建了系统的智慧社区服务体系,探索了数字治理时代智慧社区建设的新路径。     

社区治理与城市流动人口管理

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加快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 ,而城市化背景下城市中社会流动人口的急剧增长 ,既给我国的城市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文章剖析了城市流动人口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政府管理错位 ;市场调节低效 ;社区治理薄弱等不足。从政府与社区互动、流动人口的归属取向、社区流动人口管理与城市建设等多个层面上分析了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中社区平台的意义。从流动人口的社区档案管理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区教育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区服务等三个角度探讨了我国社区治理与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具体措施。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初探--对武汉市9个社区的调查与分析

社区治理事关广大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对武汉市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可窥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并探讨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思路。     

城市基层社区的涉疫矛盾纠纷及其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城市基层社区不仅要严格管控服务于疫情防治的需要,更要保障社会秩序和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由此催生了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的权利分歧、定居者与“外来者”的身份区隔、社区工作人员与城市服务业从业者的空间纠葛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等矛盾纠纷。大多数涉疫矛盾纠纷因刚性管理与柔性治理的失衡、责任与资源的错位、个体权利与公共意识的张力及隔离与社会性的悖论而生,只有通过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性、统筹社区治理资源、激发社区共同体意识和构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等机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发展与走向北大核心CSSCI

在近些年来的社区治理发展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创新扩散"的现象,呈现出"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趋势。本文以网格化管理优化转型为出发点,以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重新审视网格化管理的生成逻辑及其典型特征,并通过对北京、山西和山东三地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比较分析,探讨区域性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建构机理以及这一模式建构的特征差异与基本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未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要朝着网络化治理的方向前行才能增强内在活力,而在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当前,网格化管理的功能转型与服务优化,网络化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以及政府、社会、居民治理网络的搭建和整合等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运用治理理论审视和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的改革与创新 ,对于拓展目前正在兴起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实现社区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城市社会的进程引起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业主的角色定位

城市社区治理是实现和谐社区的基本途径。如何搞好社区治理,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入发展,社区治理主体也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区业主是构成社区的基本元素,在社区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今的业主与以往的居民并不相同,对他们的管理、组织等遇到了新问题。所以应根据新情况,给社区业主一个合理的角色定位并使业主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社区治理。     

数字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数字社区的建立给社区居民自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构建数字社区居民自治模式,更好地实现社区居民自治将是下个阶段社区建设的重点。要实现新时期下的社区居民自治,需要从建立社区自治网络结构、规范社区自治业务流程、建立良性社区自治管理机制和拓展社区服务信息化这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趋同与共生：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从模仿到自主的演进逻辑与发展因应

城市边缘区社区因寻求社区集体的发展权益、制度配置的优势地位、要素流动的空间正义而选择模仿城市或乡村的社区治理方式,逐渐与城市或乡村社区在治理方式上呈现“趋同”样态。社区治理方式趋同程度加深使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陷入“选择定式”困境,而走出此困境的逻辑是适配自洽所趋同的社区治理方式,引导城市边缘区社区走向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样态。达成社区治理方式共生的前提是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而真正实现自主治理需要对妨碍自主治理实现的弱项展开多维剖析。以身份构建、资产管理、产业运营、职能框架为着力点,明确城市边缘区社区法律地位,规范城市边缘区社区资产管理结构,鼓励城市边缘区社区产业发展,明晰城市边缘区社区共治联系,从而为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提供保障,为推动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方式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创设前提条件,为深化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从封闭到开放：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社区治理创新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下的社会排斥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与和谐社区建设的实施。社区作为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和重要组成部分，在顺应社会结构转型，促进社会融合，进而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以城市社区为突破日，以全体社区成员为导向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社区文化的融合与共享，创新开放型的社区管理理念，逐步消除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性排斥要素，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转变。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新时代社区居民自治实现形式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并强调探索创新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是建设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本文在分析当前各地探索居民自治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基础上提出,有效推进社区居民自治,首先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放权力度并积极转变角色职能,从过去亲力亲为的社区治理“包办者”转为“引领者”和“服务者”;与此同时,也需要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通过加强社区“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来吸引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以形成政府、社会、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