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社区发展是社会管理创新与和谐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社区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居环境、城市文化、城市人文生态的主要载体。在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传统城市社区受到了重创,新的社区还没有全面建立。党中央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的号召,给当代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关注城市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本文梳理了社区的定义,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社区被破坏的现实,提出城市治理过程中要注重城市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创新社区管理与发展的方式,为科学社会管理、建立和谐城市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     

漂泊的异乡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缺失及路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与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少数民族人口逐渐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由于政府支持、社区支持、个人支持的缺失,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社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缺失会降低政府公信力、激发民族矛盾、影响家庭维系。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政府层面、社区层面以及个体层面改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缺失的现状。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刍议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好坏对于城市安全、城市环境、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1]。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社区人口膨胀、社区资源紧缺、社会服务缺位、社区精神沦丧等问题。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浅议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对社区建设的影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城市社区呈现出阶层化发展趋势.社区阶层化趋势,有助于贯彻分类管理与分类指导的原则,增强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凝聚社区情感,促进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从而提高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水平.其不利之处在于,社区阶层化趋势可能导致社会隔离与社会隔阂,产生贫民区问题,形成孤岛经济效应.鉴于此,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倡导混合居住模式,改变社区管理方式,变封闭式管理为开放式管理.     

社会管理社区化：实践困境与完善思路

在观念多元、结构复杂、利益分化、流动频繁、风险骤增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社区化是提升现代社会管理合法性和实效性的微观基础。我国当前的社区化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如社区主体地位不彰、居民协商不善、社区与政府关系非法制化等问题,阻碍社区在社会管理中治理优势的发挥。通过确立社区主体地位、构建合理协商程序、法制化政府与社区关系,完善社区与政府矛盾调处机制等措施,推进政府和社区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的合作治理。     

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正>一、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类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城乡社区逐渐形成了传统农村社区、新型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三种形态。这三类社区在人口密度、人群组合特点、居住形态、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结构、社会交往基础、社会流动、治理结构、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社区民众对公共服务的诉求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社区治理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较典型类型主要有三种: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     

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突破之道

银川市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城市,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社区内人均收入不高。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难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难以兼顾多民族居民需求等挑战,也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以及资金和人才匮乏等发展困境。该文从银川市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入手,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社区工作人员,分析其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困境,继而从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以期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治理。政府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要合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社区社会组织要了解社情民意,促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构建社区文化氛围,促进民族文化沟通。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广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与启示

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0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变革、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找准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位置如何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中,广西很好地破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与对策

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社区在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城市社区管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文章从观念、职能、体制、法制、人员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有关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面对城市化进程 社区建设怎么办

城市化和社区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区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又推进城市化进程。因而,社区建设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又是城市化发展的助推器。社区建设与城市发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社区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主题。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被打破,大量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从深化企业改革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和从政府职能转变中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客观上要由城市社区来承担。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居住、就业,在流动人口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数字化社区治理:应用政务热线大数据创新物业管理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心,物业管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关涉到政府、社会与市场三方的互动关系。为了解决传统社区治理在激发公众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方面的不足,本研究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探索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通过政务热线采集北京市社区物业管理的全量诉求,识别物业管理问题的时间趋势、类型特征和阶梯式的分布模式;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访谈和案例分析诊断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发现,城市化起步较早的核心区和中心城区,物业管理诉求集中于共有设备和公共秩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物业企业和业主组织等社区治理主体成为市民关注的重心。针对各城市发展区域之间差异化的物业管理诉求,政务热线可辅助社区治理决策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向数字化转型。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北大核心SSCI

作为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虽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诸多成绩,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变革及社区居民自治意识、服务要求的逐步提高,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手段已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价值诉求,难以有效解决城市社区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将大数据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相结合,在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提升面向社区居民的个性化服务,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促进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改革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城市社区治理领域的大数据采集、分析、应用还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将制约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为此,需要在健全我国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法律法规、增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培养复合型人才、关注信息数据缺位人群等方面做出努力。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犯罪防控方略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加速发展,尤其是数亿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给城市的社会管理乃至社区犯罪防控体系提出新的挑战。与中国城市化特点相适应的城市社区防控策略应包括四个层次:(1)城建防范,(2)社会管理防范,(3)刑事司法专业防控,(4)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自治原则不能滥用

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管理应当坚持社区自治的原则,由社区居民说了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普及共同治理的概念,由社区居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共同治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缺乏具体的指向,可操作性较弱。社区自治和共同治理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它们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有实际意义。社区自治是在建立社区管理体系过程中形成的概念,狭义上来说是关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     

流动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探析——以济南市K社区为例

公共性作为社区治理的内在价值追求，是社区秩序的基本要素和支撑保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异质性社区，重建社区公共性不但是实现多元社会管理格局的前提条件，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支点。本文通过对济南市K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公共性培育面临着关系网络松散、公共空间萎缩、社区功能单一、主体结构失衡、社区组织发育迟缓等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流动人口需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首先要通过培育社区认同、营造社区文化、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打造交流互助平台等途径，增进社区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破除主体间性困局，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性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