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社区网格化治理打破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三维权力架构,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应对治理主体多元、权力与资源分散、组织结构再造等各种挑战,如何发挥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公共服务能力不强、治理职能不明确以及多元主体协调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有效化解这些问题,必须从树立现代化治理理念、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基层政府治理职能、提高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能力等方面入手,促进基层善治格局的形成。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理解和把握好“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努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江苏基层治理新实践,坚决扛起“在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上走在前”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的重大使命,按照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部署,对照“走在前、做示范”的要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建强基层组织功能为基础,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牵引,以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深度参与为抓手,以夯实基层智慧平台建设为依托,着力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现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     

党的领导制度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有利于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协调国家治理关系,是适应历史发展、坚持理论创新及顺应改革实践的必然选择。从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模式三个维度入手,突出党的核心地位,优化党政职能结构,健全运行体制机制,是加快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稳步前行的现实路径。     

建强党的基层组织 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必须牢牢抓住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把建强基层党组织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作用。     

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下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独特形式,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协商民主在中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核心价值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衔接不同协商形式,有效整合治理资源;二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解决集体行动难题;三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有效协调社会矛盾;四是扩大基层治理的有序政治参与,建立更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相应制度的改革进路应该着力于党建引领、技术赋能、制度规范和能力培养四个方面.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逻辑解构与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完善"的主要目标以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等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个人等多元主体的治理合力,而如何以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不仅是理论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更是实践工作者亟待突破的现实难题。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领导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现实进路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党的领导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并提供保障,实现了基层的充分政治动员并整合了基层资源。从新中国成立后高度组织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到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下的基层自治,再到十八大以来的基层治理创新,党领导人民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大批先进的经验。未来,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基层治理正确的现代化方向,推动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智慧管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之策 ——龙游县乡村治理创新探索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龙游县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推进基层党建,一根红线贯穿到底;创新模式,走基层智慧治理新路子;持续发力,实现基层治理结构良性循环。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及治理策略

基层形式主义有何表现、何以存在？沿着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演进来考察，当前基层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中存在的“走秀式”的调查研究、“重复式”的文件传达、“一刀切”的政策安排，政策执行过程中“甩锅式”的责任转嫁、“盆景式”的样板工程、“摆拍式”的政策落实以及政策评估环节存在的“指尖上”的任务要求、“泛滥化”的督查考核和“留痕式”的文牍主义。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演化是多种因素、多方力量作用的共同结果，既有基层干部自身因素的影响，更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掣肘，还有政策环境方面的制约。有效治理基层形式主义，需要系统谋划、科学安排、精准发力，不仅要紧盯基层形式主义的主体，积极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更要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还要关注政策运行环境的保障功能，不断优化基层治理的政策环境。     

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特征、问题及其运行风险 ——以长三角农村地区为例

我国发达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引领了全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风向,对其特征、产生机制和问题地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般而言,由于面临巨量的治理任务,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不仅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的特征,而且因为具有充足的治理资源而拥有较强的治理能力。总体而言,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植根于当地的社会基础之中,二者相互匹配。由于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仍然是一种强行政控制模式,其本身存在着窒息基层治理活力、导致制度空转的风险。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仍然需要不断改革创新,通过坚持分类治理的理念,推动多元共治主体的实现,通过培育治理的社会基础,推动新型社区文化的形成,通过推动三治融合,进一步健全德治、自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的“人民性”探索：历史视野与现代化面向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践行“民心政治”的重要场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载体。本文以基层治理中的人民性为研究对象，在横向上，从价值、制度、技术三个维度解析了人民性的逻辑框架和理论内涵；在纵向上，基于时间脉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人民性的探索历程进行了梳理，归纳其发展演进特征。此外，本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将人民性与现代化逻辑相对接，基于社会与政治、整体与个体、主体与客体、统一与差异的多重辩证关系阐释了人民性的现代价值。     

基层治理中的策略主义及其纠治

当前，在一些地方，少数干部存在“策略主义”，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机会主义地运用各类方法、技术、规则、手段和策略。基层策略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习惯性选择性执行政策、弄虚作假应付上级的任务和要求、在达成“政绩”中违法违规、形式主义地“讲政治”等。基层策略主义产生具有多重原因。要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压力型体制、创新公务员培训机制、健全用人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对症下药，加强对基层策略主义的治理，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