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界分野到跨界共轭：政府数据协同治理交互困境扫描与纾困路径探赜

政府数据协同治理是数字时代政府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效能的应然性要求和实然性体现。基于界面治理理论,具体扫描了政府数据协同治理在主体、客体、本体、载体四个维度子界面的交互障碍,并分别基于价值共创、鲁棒优化、整体桥接和生态演化理念针对性地提出突破子界面交互障碍的纾困路径：打造耦合联动的众包治理共同体,形塑高质量低风险的数据交互集,构建全局关联的网状组织关系谱,优化功能互补的协同治理工具箱。通过细粒度、微视角的问题诊断和解决方案,为政府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资产价值、提升数据协同治理的功能、实现数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启示。     

竞争压力、协同惰性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纵向干预的作用

横向府际协同对于提高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当前的低碳治理中却存在着各施其政、唱独角戏、合作弱化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中出现了协同惰性。本文基于我国225个城市2013-2021年的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视角探明了低碳治理中协同惰性的发生机理,揭示了其对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阻碍作用,并进一步找到了基于纵向干预的消解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承受的经济竞争压力会显著激化其在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协同惰性会严重阻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协同惰性是经济竞争压力干扰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的核心机制;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不仅可以削弱协同惰性的生成,还可以减缓其对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阻碍作用。基于此,本文为破解地方政府低碳治理协同困境,助力低碳治理绩效提升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何以实现技术嵌入性制度创新——以海绵城市实践为例

尽管“技术-制度”协同演变这一主题一直被反复强调,但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制度逻辑对技术创新方向和速度的影响,而反过来讨论支持新兴技术推广的制度创新的实证文献并不多。本文基于制度创业理论文献,以海绵城市实践为例,采用主题分析法挖掘2.5千余份政府官方报告以及21万余字访谈语料数据,构建城市治理中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理论模型,阐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组织场域特征以及合法性获取机制,并归纳出新兴技术引致的新兴场域中制度创新的特有机制。本文深化了中国治理情境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中层理论,并且拓展了具有技术嵌入特征的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对于城市治理中“技术-制度”的协同作用的理论解释。     

激励失衡、多权威中心与基层跨部门协作困境——基于X县的治砂案例北大核心CSSCI

组织专业化分工与跨部门协作困境所形成的“管理悖论”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经典议题。基于制度激励与势能结构的分析框架以及一个治砂案例,文章试图解释横向跨部门协作困境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奖惩错配下的激励失衡与多权威中心的势能结构分别构成了横向跨部门协作困境的激励和能力基础。具体而言,现行考核制度对协作部门选择性激励的忽视以及问责容错制度下的惩恕失衡,共同塑造了跨部门协作激励中的“奖惩错配”。这种错配弱化了协作部门的行为激励,却强化了协作部门基于风险感知的“不出事逻辑”。而部门间的专业化壁垒和实际控制权,目标利益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型构了行政系统内部势能相对均衡的多权威中心,进而强化了协作方消极协作的博弈能力。除了高位介入构建跨部门协调组织之外,围绕“做对激励”,降低“风险感知”,实现“整体智治”的制度改革和政府转型是解决跨部门协同困境的可能路径。     

大都市社会转型与政府治理协同化——一个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政府治理协同化是社会转型对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大都市社会正在从传统的外延型增长模式向内涵型发展模式转型。适应并推进大都市社会转型离不开政府治理的协同化。然而,在实践中,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协同化还受到一些障碍因素的制约,具体表现为政府系统的内部协同不足、外部协同不足和内外结构性协同不足等方面。应当从理念塑造、组织再造、利益平衡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系统性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政府治理的协同化,从而有效适应并推动大都市社会转型。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互动式治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协调需求大、技术密集等特征,传统的行政治理已经无法满足面临着来自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研究围绕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互动协同与互补嵌入这一问题,对杭州城市大脑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关系型契约主导的准市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民主网络等模式,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未来,通过政府职能转型和施政方式转型,进一步对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形成利益耦合的元治理体系,进而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逐渐靠近,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题中之义。     

基于大数据的地方金融风险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当前，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非法金融风险等地方正式与非正式金融风险交织，源头多元、结构复杂、外溢性强，大数据的资源和技术优势使得破解地方金融风险治理难题成为可能。本文从主体多元、系统协同、组织协同及规则协同四个角度系统分析了基于大数据的地方金融风险协同治理的基本框架，剖析了地方金融风险大数据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据此，从实质参与、实质行动、共享动机、联合保障角度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地方金融风险协同治理机制，以期提升地方金融风险治理效能。     

数据要素视角下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县域治理困境与长效路径——以中部L县为例

县域层面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是当前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中实际存在但尚未引起系统关注的问题。通过对中部L县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案例分析,发现县级政府面临着来自政府侧和民众、企业侧的多重结构性和文化性阻碍。这些阻碍并发联动、相互强化,共同制约着县域公共数据的价值化利用潜力。为此,优化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县域治理的长效路径,需数据治理机构围绕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同时着眼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关利益主体的认知驱动和能力资源,从转变认知理念、重塑制度体系、引入社会力量、构建数据底座和激活应用场景等入手,逐渐消解县级政府面临的多重阻碍,为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提供基础支撑。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公共数据治理的复杂性,打破数据价值化利用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大数据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并可利用的重要资源。大数据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方法和技术路线,为促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治理方式科学化、国家治理过程透明化提供了动力支持。与此同时,下一步应用大数据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下一步应为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提供数据便利,促进政府内部各部门数据资源共享,推动政府数据面向公众开放,健全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培养大数据技术人才,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现实背景下,由人口流动和生产要素流动催生的结果,这既是传统政务服务的升级版,也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既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界定政策目标和政策路径;又需要以数字化为技术支撑,构建信息数据融合机制,满足政务服务对数据全面、持续、及时更新的需求;还需要健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地域之间协同配合的治理网络,强化行动主体的协同,如此才能保证预设政策目标的达成。本文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为考察对象,系统剖析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现实挑战和推进梗阻,并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基于“制度—技术—结构”框架分析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实现路径,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持续扩大和“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思路。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成为回应复杂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治理？本文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组织助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及其策略集合：一是以“需求回应”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依托行政权威设计了“瞄准政策窗口”“塑造典型方案”及“借道行政承诺”的助推策略；二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网络设计了“培植协同网络”“启动任务激励”及“设置可视反馈”的共同体生成策略。社会组织面对不同制度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助推策略。研究结论深化了社会组织微观行为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数据的流动”：数字技术驱动城市韧性治理的理路探析

在数字化城市构建中,“技术赋能”作为理解数字时代下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技术分析框架,日益难以解释在实践应用中所涌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聚焦电子数据的流动,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嵌入城市韧性建设的过程。基于“流动空间”理论框架,城市韧性数字化建设中的数据流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数据支撑层、应用平台层和数字空间层。这些层面的交叠与循环展示了数据流动的复杂性。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多维数据流动不仅增强城市系统对各种风险的快速响应能力,也促进跨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并且深化治理体系的参与程度。此外,数据流动通过数字技术为城市韧性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包括敏捷的透视能力、高效的协同整合能力以及深层次的参与能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支持。     

供需视角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需求间存在明显张力，传统治理模式在监测预警、应急指挥、信息公开、流调追踪、资源调配、基层防控、距离限制、健康通行和有序恢复等治理场景中面临诸多困境，难以有效解决“快速缓解、控制和消除疫情”和“化解疫情下多元主体需求间张力”两个关键难题。数字社会下知识、数据和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为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治理模式转变提供核心驱动力。本文从供需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各级政府采用的24个数字防疫实践案例经验，构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框架。研究发现数字社会下知识要素、数据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供给机制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共享特点，知识要素通过交叉、融合、传承和进化，数据要素通过流转、关联和融合，技术要素通过构建数字化组织、人员、流程和工具等途径赋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场景和过程，实现治理目标。     

公共管理方式转向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格局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正在向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协同治理能够避免单一主体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是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需要。协同治理过程中,在保障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与参与机制。     

治人抑或治数：数据要素如何推动信用制度向治理效能转化？

我国信用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并在市场监管、行政管理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体系化程度不足、支撑系统不牢固、治理效能待验证等问题较为明显。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为政府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何以标准化的信用数据为对象,改变以人或组织为主体的固有管理思维,按照数据流转路径重构信用制度值得探索。在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效能”转化框架下,以信用登记制度、信用兑换制度、信用统计制度等为主干,可以构建全周期管理的信用制度体系;并在可信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形成动态运行机制,围绕信用数据推动信用制度向治理效能转化,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路径选择。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     

项目制: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与逻辑

基于近年来我国各地社会治理实践,从项目制的视角解释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项目制模式具有目标的有限性、组织的灵活性、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周期短和"发包—抓包"的制度链接等特征;其实践逻辑包括:既突破了政府、社会及市场的边界,推动政府从经济企业家到社会企业家的身份转型,又将"一刀切"的制度规范转化为本地化、多样化的创新实践,实现了跨部门协同治理。尽管如此,项目制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也存在着社会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地方政府的寻租腐败、政府的碎片化治理行为、项目制供给"最后一公里"等问题。因此,唯有合理配置项目资源、建立有限政府、实行整体性治理以及创新项目管理机制和方法,才能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绩效。     

公民身份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以"善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治理,其理论根基是建立在国家与公民、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动力概念",公民身份的理论意蕴体现在对个体与共同体、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关照,因此能够作为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视角。在公民身份理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与结构上遵循"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协同合作治理"逻辑;在治理机制与方式上遵循"公共理性、民主协商与法治化治理"逻辑;在治理效果与评估上遵循"实现正义的政治社会秩序,共享发展成果"逻辑。遵循以上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在于以公民本位的多中心治理为理路完善国家治理格局;以公民身份权利深化拓展为目标构筑国家治理体系;以决策中的民主协商实践为依托优化国家治理机制;以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导向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社区治安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优化路径

社区治安是社会治理的安全基石。有效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关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安治理新格局,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崭新而高级的治理形态,协同治理成为提升社区治安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以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以SFIC模型为分析框架,可发现我国社区治安面临社会组织自主能力孱弱、协同制度缺位及催化领导不足等现实困境,亟须培育社会治安力量、完善协同制度设计、强化催化领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协商对话、利益协调、资源共享和协同行动等长效运行机制,推动社区治安协同治理持续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