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背景下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的调整

我国通过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政府数字治理。数字治理以行政行为标准化、规范化、清单化为基础，实现跨地区、部门、层级政务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行政机关之间通过平台协同调查、收集及审查判断证据，证据行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电子数据成为主要证据类型。数字治理让证明更容易，可以适当提高证明标准，将原由申请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转移至行政机关，行政活动在部分领域可采用实质审查规则，数据系统推送的证据原则上具有可采性。满足行政程序调查收集及审查判断证据需要，一体平台和政务大数据体系须建立案件事实调查辅助系统，提供证据材料识别、标识、提示及辅助质证等功能。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数字法治政府构建的四个面向及其实现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技术与政府管理和行政法治相融合的产物,在推动政府职能变革、提升政府治理质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价值和治理难题。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为保持法治政府内核不变,应该在贯彻传承性、法治性、数字性和未来性四个面向的基础上,坚持内涵式发展,并将这些重要理念融入行政法典。同时,对于法治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带来的理念动摇、组织矛盾、程序风险和技术障碍等方面的挑战,可以在政府治理与社会参与协调、政府内外动力共同驱动、数字技术支撑,以及道德、伦理和法律共同掌控的前提下,着重完成筑牢技术基础、更新行为方式、再造行政程序以及安全风险规制等方面任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行政协助程序研究

作为实行行政科层制职权分工的国家弥补分工不足的必要手段,行政协助应首先被定位为一项处理行政机关之间合作关系的原则,这早已被域外相关立法所肯定。对行政协助的程序进行研究不能简单借鉴域外立法经验,而是必须以相关理论研究和行政程序法治的整体建设为基础,正确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行政体制和行政习惯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于我国的行政协助程序立法模式,最后再从细微处入手全面构建我国行政协助程序制度。     

行政执法机关间协调配合机制研究

行政执法机关间以及与业务主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关系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整体政府和行政主体理论,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应当树立政府主体责任理念,实现行政协调的法治化,建立纵向无缝隙衔接、横向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确立行政协助、权限争议裁决程序制度。     

论行政法上的治理责任

随着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的转型,传统由行政机关担负的管理责任也开始向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的治理责任转型,治理责任对行政法治具有重要意义。治理责任是涵盖所有治理主体和整个治理过程的责任,既指向政府责任,又指向扮演公共治理角色的其他主体所应当负有的责任;既包含治理主体应当担负的事后责任,又包含保证治理主体负责的一系列制度工具。治理责任的框架可以从责任承担主体、责任对象、责任承担标准、须负责的事项、程序性要求以及责任产生的结果六个方面展开。     

行·政·协·助·程·序·研·究

作为实行行政科层制职权分工的国家弥补分工不足的必要手段，行政协助应首先被定位为一项处理行政机关之间合作关系的原则，这早已被域外相关立法所肯定。对行政协助的程序进行研究不能简单借鉴域外立法经验，而是必须以相关理论研究和行政程序法治的整体建设为基础，正确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行政体制和行政习惯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于我国的行政协助程序立法模式，最后再从细微处入手全面构建我国行政协助程序制度。     

行政法律规范现代化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法律规范现代化是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途径,是提升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为回应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行政法将迎来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应做到积极促进传统行政法向现代行政法的转型,实现消极控权向积极制约监督的转变、公私法分立治理向融合治理的转变、单一规则向多元规则转变、更多的刚性向更多的柔性转变...     

数字政府的发展与行政法治的回应

随着数字行政的广泛普及,以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难以有效因应数字政府的发展,“数字+人工”复合型的权力运行机制存在权力约束软化和行政责任弱化的可能性,高度集成的数字行政存在行为边界不清、规则不明、程序缺失等问题。应对数字行政发展所带来的法律难题既需要从宏观上解构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树立整体治理的理念,也需要从中观上重构行政管辖制度,规范数据权力,明确自动化行政边界,更需要从微观上厘清行政证据规则,嵌入正当程序,明晰法律责任,为数字政府构建基本法律框架。     

网络经济与政府行政范式的转变

网络经济对政府行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要求 ,如建立有限政府、决策的分散化与民主化、提高行政效率、增强透明度等。行政法所规制的行政范式也面临重大挑战 ,政府行政应当立足于现代人文精神、促进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强调行政权的公共服务本质、突出行政的法律从属性以及建立行政程序中的参与合作机制 ,以实现其范式转变。     

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

治理理论给行政法治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治理机制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多元行政法由此勃兴。与传统行政法关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将视野扩展到了跨国治理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未伴随着国家角色的回退而限缩,而是在拘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外,扩展到了更多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主体。治理工具也从过去政府"控制—命令"的传统方式,转向了软硬结合的多元化态势。     

跨国公司如何影响中国行政规制政策

跨国公司通过参加座谈会、听证会,直接接触行政官员,接触行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通过对专家及传媒的利用,通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来对政府规制体系施加影响。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中国行政治理网络的一部分。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强化对规制政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规范跨国公司和行政部门的联系。     

构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之探讨

现代国家的政府职能渐渐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行政机关也被赋予向国民提供社会福利的职责和义务。由于政府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争议的领域，使得以当事人双方合意为基础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作为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可能，     

行政法定原则及其法定范围

行政法定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相关但不相同。前者是对后者的扩展。法律保留原则主要考虑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行政法定原则则全面考虑"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在"法律保留"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包括"法规、规章保留"在内的"法的保留"。行政法定原则的核心问题是法定范围。自由权的消极性与社会权的积极性可成为界定行政法定范围的宪法依据。概而言之,干涉自由权之外部侵害行为与干预性给付行为、内部侵害行为与特殊给付行为、给相对人增加义务的程序、组织行为应纳入法定范围,其他行政行为应排除在外。     

论WTO规则下我国行政行为方式非权力化趋势

入世后,在有限政府、市场导向、共同治理的价值取向下,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方式正在由权力化向非权力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在行政行为中,广泛运用协商、讨论、妥协的柔性化的方式,突出以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利益和意志的充分尊重和平等对待。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重新定位的行政法思考

我国政府的职能存在范围过于宽泛、行使过程趋利化、实现具有任意性等问题 ,远远不能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所提出的要求 ;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公民、市场以及社会的关系 ,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 ;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对于促进这一转变具有至为重要的作用。     

数字行政中法治价值的设计与实现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算法等数字技术在政府运作中迅速普及,行政效率、一致性以及准确性得以提升,但由此也产生了诸如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甚至促进法治、法治可否被设计为技术系统等的疑惑,通过设计在技术中嵌入法治价值的理念可以回答这些追问,可以纾解当前法律与技术之间的不匹配、数字政府建设运营可能带来的偏见和错误,以及指引自动化系统是否需要人工干预等难题。随着数字行政的不断发展,或许问题更多,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可以缩小一些差距,但仍然需要在法律与技术专家之间展开跨学科的研究,以增强数字政府与行政法学理期望之间的一致性。数字政府建设运营与法治价值的相互融合,并完善公私合作规范,方可使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够使法治充分彰显其应有的民主、透明、参与、问责等意涵。     

行政程序法的两大模式——两大法系行政程序法之比较

<正> 一、行政法和宪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行政法是独立于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律部门”。在大陆法系学者看来,宪法是调整“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的法;是规定“全体对全体的比率”关系,即“公民”对“臣民”的比率关系,或者说“公民”与国家、国家与“臣民”的比率关系的法;是“规定一个国家的一整套政治制度”的“根本法”。然而,行政法却是“关于行政之法,属于行政之法”,是“规律行政及行政权对于人民关系之法规总体”,包括行政权及其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救济措施,以及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行政机关颁布规章的权力和程序、文官制度、政府对财产的征用和管理、公共事业、行政责任等内     

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以药品行政领域为例证

行政法总论具有减轻思维负担、提供法律解释、促进人权保障的多元功能。而部门行政法研究,对于行政法制改革、行政法总论体系的革新以及中国行政法学的本土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药品行政法为例证,说明部门行政法研究有助于分析行政法上的利益关系构造;有助于建立介于行政法总论和部门行政法之间的、具有中度抽象水准的理论学说;并能推进行政组织法的建构以及新型行政活动形式的规范化。这将在整体上推进中国行政法学向纵深发展。     

日本行政评价制度研究

日本为贯彻行政责任,实现行政效率化和质量化而在行政机关实行政策评价法律制度。政策评价是行政主体内部进行自我监督的有效手段,是行政决策从制定到实施、评价、修订的整个环节中的关键一环,作为管理型政府向绩效型政府转变的重要标志。在我国,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增强、行政服务质量的提高,突破传统绩效评估视野,吸收日本行政机关政策评价法的相关实践经验,以行政主体的自我规制为基础,在行政系统内部开拓有效的行政评价的途径与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