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县域农村公共服务变革的模式与路径——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从协同学的视角分析，农村公共服务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协调、合作与同步运动，将使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经历一个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欲克服目前县域农村公共服务中“国家单方供给”的弊端，应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多中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农村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行为，必须完善农村公共决策制度，重塑县域微观组织体制，建设广覆盖的公共财政，启动多中心运作机制，整合网络信息服务技术，创新多渠道的监督体系。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合作式治理”的视角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随着时代变迁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表现出鲜明的“国家单方供给”模式的路径依赖特征。这种模式存在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市场力量参与不够、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农村自组织和农民自身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缺陷。而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为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民自组织等多方合作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则是未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可行路径。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例析与建构——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

在政府组织高度分化与专业化的形势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出现碎片化现象。应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协调与整合。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碎片化现象表现在决策机制、供给主体、监督机制、治理效果四方面的碎片化。在整体性治理思路下,通过政府机构内部整合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合作治理来促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     

推进农村社区良性发展路径探究

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目前,我国农村社区主要存在资金短缺、资金投入率低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要破解农村转型困境,应以健全制度政策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为保障,以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为基础,从完善社区发展需求表达机制、构建社区与社区居民交流互动机制、创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管理模式和建立分级负责的公共服务供给财力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寻求农村社区良性治理的方案。     

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创新?——善治视域下的协同路径探析

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城市供给,更具系统性和复杂性,也对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善治理论强调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可以为解决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治理问题提供新思路。在我国当前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等供给主体间存在的供给交叉或供给真空状态愈发明显。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善治角度区分政府组织间及政府与其他组织间两种不同的协同供给机制。多政府协同供给要重视政府间协议并强化府际关系网络。而在政府与其他组织间的协同供给中,多政府协作承担城市群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与基本供给责任;多市场协作满足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并加强自身监管;多非营利组织协作灵活应对政府和市场供给不足。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以“服务三角”模型为分析框架

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是导致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根本原因。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以"服务三角"为宏观旨趣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操作策略是:按照农民需求强弱分类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社会协同的服务政策,建立"市、县、乡(镇)、村"一体化服务网络,营造"跨界合作"的公共服务组织文化。     

论“后改革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建构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中心位置,核心任务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和谐最优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基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梳理,概括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并结合“后改革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背景和核心任务,提出应健全和完善“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的组织架构,促进政府与市场协同互动、合作互补,构建“强政府—强市场”的协同“双强”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元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加强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间的协作共治,但是,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不成熟和市场的不发达,容易导致“治理失灵”。“元治理”理论为重新审视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必须明确定位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在协调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公民参与和多元主体合作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以社区为平台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

农村社区能够为市场、社会以及农民自身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提供平台和机会,有助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农民多元供给主体的合力。保障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优化、社会协同、农民参与“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     

治理理论与我国政府管理创新

治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治理理论的本土化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夯实民主政治基础，培育和完善法制社会，当前要加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切实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改革

治理与善治理论强调在社会管理中应该是政府与社会通过合作、协商以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已证明农村社会管理中大政府的模式不可取,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改革提供群众基础,根据治理理论我国应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以通过强政府和大社会的合作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解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新思路。这一命题重新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与职能分工。基于对这一命题的理论基础与现实环境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回应政府财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等全新内涵。     

公共服务方式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包办”型体制,在制约社群协同办“事”的积极性和活力的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的治理成本。在当前,应借鉴国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从管治到“善治”的转变。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协同治理理论与我国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内在契合性探析

协同治理理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应对危机时的预警方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政府及企业的管理中。协同治理关注协调和治理两个概念,重点在于序参量的主导性、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参与方式的协作性、目标的统一性。一直以来,我国的统一战线坚持“求同存异”的合作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最大公约数”的创造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的要素不谋而合。本文试图从协同治理理论的四大要素入手,分析我国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脉络,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为我国统一战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治理方式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

我国处于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期,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行政层级结构复杂、责权不对等、公共服务能力欠缺的问题,进而导致农村治理方式中治理主体单一、治理环境落后、治理理念模糊。我们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农村治理方式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的关系,提出嵌入专业农村合作组织、完善政府治理监督机制、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这三方面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路径。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创新研究——基于“整体性政府”理论视角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政府管理体系面临着碎片化的困境,具体表现为条块矛盾突出、部门分割难题,高社会流动对属地化管理体系造成冲击,政府未能有效提供民族公共服务。碎片化治理困境亟需整体性治理范式的出现,从整体性政府理论出发,创新管理机制,推动跨部门整合;转变属地管理观念,加强跨地域联动管理;促进政府和社会合作,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等,有助于提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效能。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网络化治理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控权-服务论为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戈德史密斯教授和埃格斯教授所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更深层次的公私合作及政府更高水平的网络管理能力,对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网络化治理理论,构建网络化政府。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控权-服务论”,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