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

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是围绕农民工研究的重要转向。农民工消费研究大致有农民工不倾向在城市消费和农民工积极在城市消费两种观点，不同的观点反映的是农民工对于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发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典型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他们对城乡态度的矛盾性，他们愿意定居城市，但也不排斥返回农村。这表明，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都只有部分的解释力。本文最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消费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实践博弈的结果。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与路径选择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表明，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是我国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发展。     

城市在左，农村向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样本

如今．不少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返乡“安巢”。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开始如同“候鸟”一般飞往城市。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也首次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武汉市两代农民工的调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在融入城市进程中既具有自身的优势,也具有农民工惯有的认知障碍。消除居住分离,搭建社区交流平台,取消“农民工”身份称谓,加强群际接触,是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措施。     

从“生存的满足”到“生活的要求”：代际变迁中的农民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农民工主体也逐渐由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向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转换。由于社会变迁的作用，两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所面临的政策环境、用工需求形势、个人社会期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也使得“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就业具有很强的以能在城市生存为满足的特质，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是以生活的要求来选择在城市务工就业。     

捕风捉影

近半“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城市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目前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有41．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更愿意定居在“目前工作的城市”，61．2%的农民工愿意定居在“家乡附近中小城市”，29.7％的农民工愿意回农村，愿意定居“乡镇”的占23．3％。     

第二代农民工向廉价劳动力说“不”

第二代农民工向廉价劳动力说“不”，而对尊重与认可说“要”。最近出炉的《广东省第二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更多的是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外出打工，因此．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更希望被尊重和认可。去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正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我们的政策取向，核心问题应该是如何给农民工以真正的城市市民待遇．更关切他们身上的权利链条。“尊重”必须有实质内容．审慎研究他们的权利保障．是政府应切实考虑的．     

谨防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双重边缘人

“既融不进城市，又不喜欢农村，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来自深圳的广东省人大代表魏小明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很多农民工是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新生代的农民工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渴望，但由于收入、住房等现实因素，他们很难真正留在城市里；     

新生代犯罪农民工再社会化探索——以广东F监狱为例

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代农民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出现，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难以融入城市，且处于城市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本研究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入手，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     

观点

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政策导向和制度构建，无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划差别化保重点。民政部：促进农民工融入社区1月4日，民政部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     

论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

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尴尬境遇的实质是传统与现代“农民”意义的称谓认知性偏差。从宏观的角度,存在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即认知固化、体制禁锢、乡土记忆、城市体验。因此．只有把农民工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得农民工“市民权”的问题．即事实性的城市归属与适融问题．而不是简单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给予某些临时措施性关怀．农民工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社会空间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社会空间转变的过程。改革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空间随着改革的开展有所弱化，社会空间呈现“去政治化”的过程。然而城乡之间的制度与身份差异、发展起点与速度的差距又催生了社会空间的“再政治化”，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空间上农民工“漂移的社区”象征性地标记了农村与城市的界线以及农民工身份的“他性”，进而彰显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在生活空间的占有能力、占有机会以及占有数量上的不平等，因而折射出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能照亮现实吗

“三低”和“三多”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权的被忽视状态。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80后”农民工常见心理困惑及对策探讨

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80后”农民工对尊重、平等和人际交往有着更多的需要，更渴望融入到城市文化和生活之中。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带来的种种矛盾导致“80后”农民工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心理困惑和心理问题的产生。通过建立健全农民工相关权益保障机制、提供免费培训、丰富精神生活、建立免费心理咨询室等途径缓解“80后”农民工的心理问题，以维护农民工主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农民工”称谓应该成为历史

“农民工”游走在“农民”和“市民”之间，建设了城市，却很少分享成果；生活在城市，户1：2本上却写着“农业”二字。 “农民工”这一在中国早已约定俗成的称谓，要不要取消？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侨联副主席王鹏杰认为，现在市场发生了变化，经济发生了变化，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农民工”作为一个历史称谓也必然会成为历史。     

社会冲突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探析──基于GGF监狱调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其意义重大。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近1个亿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既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又是社会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他们长期处在城乡之间，成为“双边缘”人，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在GGF监狱调查发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发人深省。     

应当逐步废除农民工制度

郑永年2009年2月11日在《参考消息》载文《中国应当逐步废除农民工制度》。当前，中国对农民工权利保护的大趋势是农民工群体制度化，如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供制度性的表达利益管道等，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界别”或者功能社群。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绝非好消息，而是长期之痛，中国社会将由城市、农村二元成为城市、农村和农民工三元的社会。这样的三元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筑梦情结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数量超过1亿人。与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不少人甚至没有农业生产经历。他们进城打工并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是想通过努力打拼融入城市，寻求更好的人生发展机会。     

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361、城市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7月8日联合签署了《全国城际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协作郑州协议》，明确约定了各协作城市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可以相互委托、共同协作办理跨省市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这是一条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合作的“绿色通道”．更是一条农民工维权的“绿色通道”。这标志着，外出农民工今后遇到欠薪和其他法律纠纷可享受与本地相同的法律援助。     

民工返城：2009城市就业之状

2008年，对于农民工来说关键词是提前返乡，当城市无法再为农民工们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将不得不返回农村。截至2008年11月底，官方统计在我国10个劳务大省中，已经有5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到2009年春节，这一数字还会迅速扩大。据统计，仅仅以广东东莞计算，这个人口曾经一度达到1200万人的城市，经过这个“冬天”以后，剩余人口仅保留在600万．1／2的“遣回”率正在这个世界工厂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