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官对科学证据的认定

科学证据能帮助法官断清案情,为公正裁判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法官若无法正确判断和认定科学证据,就会降低其原有的诉讼价值。法官只有在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与鉴定人的沟通,并综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质证法、专家咨询法等方法,才能准确地认定科学证据。     

刑事诉讼中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认定

刑事诉讼是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疑罪从无的原则。这样一来,什么情况属于证据不足,什么情况属于事实不清对于司法人员来说就显得极为重要,需要认真地分析认定。一、认定的犯罪事实缺少必要证据属于证据不足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如果以证据事实对证据的要求划分,可分为必要证据、充分证据。所谓必要证据,是指在认定犯罪事实当中必不可少的证据。所谓充分证据是指能够充分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对这些证据具体怎么划分呢?…     

试论运用间接证据定案的证据量

我国法律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遵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以实事为根据”就是要求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掌握一定的证据,只有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基础上才能决定对被告人的逮捕、起诉、判决。我国刑事诉讼法一贯主张在立案时必须“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证据确实充分则是认定主要犯罪事实的前提,只有掌握了确实充分的证据,才能确定谁是被告人,及其主要犯罪     

论刑事证据申请之裁判——以裁判标准之合目的性为视角

证据申请的概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体系中阙如,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相对应的诉讼制度缺失。当证据申请达到合法性标准时,法官原则上应当准予证据申请。法官仅能于所有被提出之证据被调查后,始能为证据评价,不能将其他证据的调查结果作为判断该证据之价值的依据而预判驳回证据申请,这即是证明预断禁止原则的要求。证据申请之裁判必须依循法官案情澄清义务与控辩平等对抗之双重维护的目的指向。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两步裁判法则为证据申请之裁判找到了相对客观的裁判标准,以防止法官预断,造成对诉讼权利的不适当剥夺、对案件真实义务的违背以及庭审的形式化。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践应用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作为普通法系国家认定事实的标准,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有较大差异。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引入中国刑事诉讼,司法实务工作者不仅需要审慎把握普通法系国家与我国司法环境的不同,更需要针对案件不同重点把握合理怀疑,并要防范证明标准运用失衡、与社会公众观念脱节等问题,还要注重完善裁判文书的证据评议。     

事实认定三步法:从原初事实到法律事实——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方法探究与路径选择

公正是诉讼活动的灵魂与归宿,是诉讼活动的生命力所在。对公正的内涵应当从程序公正与事实公正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事实公正体现的是诉讼机制的内在说服力,是诉讼机制的内在品质,案件事实认定的正确与否是"实体公正"的核心。当前,法院裁判案件主要有三种模式——侦查中心式、被动裁判式、审判中心式。相比较而言,审判中心式是比较合理、公正的裁判模式。在审判中心式框架下,根据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将案件事实划分为原初事实、证据事实、裁判事实、法律事实,从现状考察、路径分析等几个方面探索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有效途径,并提出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三步法。     

论证据的审查判断

审查判断证据，就是对诉讼过程中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审查、鉴别和分析，以判断其是否真实和在证明案情方面的作用。审查判断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关键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对收集到的证据不及时进行审查，就无法确定是否进一步补充收集证据，从而延误办案进程，甚至可能因时过境迁、证据毁损灭失而丧失查清案情的机会。收集的证据虽然不少，如不进行正确的审查判断，就可能以假作真，以假乱真，导致对案清产生错误的认识，也使那些真正能够证明案情的证据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只有准确及时地审查判断证据，才能保证查明…     

“排除合理怀疑”之理解与适用

"排除合理怀疑"是我国"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在主观方面的解释与要求,有助于弥补传统证明标准抽象化与客观化的缺陷,实现从客观与主观的双重维度对刑事证明标准作出规范。正确理解"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对其具体内涵、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一致性及其独特的价值追求予以充分的认识。"排除合理怀疑"不应孤立适用,应深入把握"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对象与范围。     

辩诉交易在我国的适用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体制更多地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从发展趋势上看,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将会更加复杂、严密。但如果一切案件都严格按照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进行,则所耗费的诉讼成本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承载不起的。因此,建立简易程序,实现繁简分流,节约诉讼成本,将诉讼资源集中在少量重大、复杂、有争议的案件上是当然之选。我国目前简易程序对案件仍然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无被告人同意前提,而要求检法两院问     

"为公用支出"受贿案件的定性与界定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张某在任中国工商银行某市太平支行信贷科科长期间，利用其为某造纸厂申请贷款和审批专户资金之便，于１９９７年１月及９月，先后两次收受该厂向其行贿的人民币共计６万元，后张将赃款全部用于其居住的公房装修卜。 二、定性分歧 对这起受贿案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某收受他人贿赂，用于公有住房装修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理由是：虽然张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张将贿赂款用于自家居住的公房装修，公房属国家固定资产，用于装修的材…     

强制性讯问录音录像推定规则

讯问录音录像具有保障讯问活动规范实施和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双重功效，但实践中存在录音录像选择性录制和提供的困境。因此，必须对违反强制性录音录像要求所获供述的证据能力及审查、认定、排除程序等作出规范，以此来保证录音录像价值的实现。考虑到拒不提供录音录像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之间的高伴生性关系，可以通过推定规则的设计来实现这一目的。讯问录音录像推定规则创制后，能够达到维护法律实施及其内在正当性、统一司法实践的裁判标准、促使讯问活动与录制过程严格依法、保障程序性裁判结论与实体性裁判结论的准确等多个目的。在适用推定规则时，要注意基础事实由法官依职权启动或由被告人举证、充分保障控诉方反驳的权利，同时对推定规则中争议事实及反驳事实设定科学的证明标准。     

从廖宗荣案论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从证据提供、审查范围以及证明标准角度看

通过对案情相似,判决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在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变通适用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标准,间接肯定了行政主体在不收集证据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普遍做法;二是,体现了在重新审理模式下,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尊重;三是,改变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传统证明标准,采用了优势(明显优势)证明标准。     

侦查终结证明标准的解读与释疑

当前对侦查终结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并非只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撤销案件同样应当成为侦查终结的可能处理结果之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早前司法解释对证明标准引入主观性的做法,将"排除合理怀疑"正式规定为判断"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条件之一,这对公安机关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侦查终结证明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不论是认知差异的客观存在,还是证据发现的走向纵深,都不应当成为否定其作为侦查终结证明标准的正当理由。     

证据确实充分等于排除合理怀疑吗？

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面对证据短缺问题时如何认定事实的路径差异。司法认识论哲学、事实认定结论权威性的来源与保障、事实认定权力的分配模式以及有罪证据的制度性供给能力等差异是导致二者采取不同路径的主要因素。在证据短缺的时候，优先选择增加证据份量更加符合诉讼制度的求真目标，但只能要求达到一种相对合理的程度。否则，此路径不仅可能提高违法取证风险和误判风险，而且可能诱发不负责任的判决。学界关于两种标准具有同一性或高低性的观点混淆了证据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的性质、功能和规范路径。需要重新理解证据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意义，以使它们前后相继地完成降低错案风险和合理分配剩余风险的任务。     

刑事证据印证模式下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胡某职务侵占抗诉案为视角

刑事证据的相互印证作为收集、审查、核实、认定证据从而指控、证明犯罪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但在具体刑事案件中,相互印证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排除合理怀疑,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认定标准,司法人员自由裁量且做法也不尽统一,导致在证据条件相似情况下,作出不同的刑事判决。为此,应当明确刑事证据印证的标准,从而有效排除合理怀疑,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我国刑事判决书量刑说理问题研究

量刑说理是刑事判决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刑事裁判诉讼活动的最终落脚点。"正义是从裁判中发生的",量刑裁判是审判程序的重要环节,而说理是判决的精髓。然而,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重定罪轻量刑的失衡理念还未完全得到纠正,反映在判决书中,便是量刑说理不充分。量刑规范化改革要求判决书承载起刑事审判程序正义的诉讼价值,记录庭审活动中诉讼参与者关于量刑的建议、意见。量刑程序给予控辩双方平等参与机会,法官就要参考双方意见进而全面说理,程序参与性、对等性要求下,法官应围绕控辩双方提供的量刑信息,给出采纳与否的理由,包括对量刑事实情节的论证、法律依据适用的论证等,实现裁判的中立性,由此得出的量刑结论不仅具有实体上的正当性,更具备程序上的正当性。     

经验法则在民事诉讼中对案件事实认定的作用

事实认定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其认定结果不但是适用法律的前提,而且是法官裁判的依据。但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利用经验法则来论证间接证据从而推断出案件事实未免不是好的方法。合理、准确的利用经验法则来推定事实,对于实现诉讼公平与效率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民事诉讼中判断电子证据真实性的标准

在涉及电子证据的民事案件中 ,由于影响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因素很多 ,对它们都予以审查是不可能的 ,这时就需要根据电子证据真实性的标准来判断 ,必要时应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 ,这是判断证据真实性的最低标准。采用这一标准有助于法官在证据的真实性没有确凿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裁判 ,避免了犹豫不决而导致的拖延诉讼或拒绝裁判     

非法占有目的之刑事诉讼证明与死刑慎用

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要素,是诉讼证明的对象。其证明方式主要有间接证据证明和刑事推定。无论何种证明方法,都应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间接证据证明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推定应坚持高度盖然性标准。非法占有目的是决定死刑裁量的关键性定罪事实之一,即使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也不宜适用死刑,从限制和减少死刑的立场出发,一般最终不宜考虑死刑。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效力扩张结构

环境侵权之债中，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为权利发生要件，法定免责事由为权利妨害要件。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因果关系和法定免责事由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的前诉公益诉讼所认定事实对后诉私益诉讼的扩张效力，不是基于既判力、争点效、反射效，而是生效裁判认定事实为免证事实的传承，并考量后诉当事人在前诉裁判确认事实过程中的程序保障度作出的差异性回应，尚需进一步完善为：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前诉公益诉讼裁判所作的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因果关系以及法定免责事由的事实认定，后诉环境私益诉讼原告主张适用的，无需举证证明，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前诉裁判所作的裁判方法，后诉原告主张援引时，应当参照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