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语境中职务犯罪讯问录音录像的适用问题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实践中讯问录音录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不一致、讯问录音录像如何展示、讯问录音录像的规范问题等。因此，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体系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操作中还有待细化。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探析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既有利于保全、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杜绝翻供,更有利于规范侦查讯问行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规定,但我国尚未对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作出明确的规定,应当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予以修订与完善.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探析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作为一种现代刑事技术,不仅可以极大地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而且还能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其价值已经被我国司法界所认可。然而,在实践中我国司法界对其诉讼价值还未达成共识。应进一步明确认识,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之对策

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指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过程中，全程采用规格化的信息载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一系列规范化制度。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至2007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已经全面实行了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     

论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以犯罪嫌疑人权利及其保障为视角

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是讯问方法的载体,讯问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具体的讯问行为。羁押状态与非羁押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存在差别,可分为完整享有和不完整享有权利。侦查讯问行为直接影响或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从法律规范层面看,侦查讯问可分为指令性、禁止性和允许性讯问行为。在侦查讯问中,应大力提倡指令性讯问;应从犯罪嫌疑人权利、亲权是否受威胁、侵害界分讯问中的威胁、引诱、欺骗行为是否合法;选择性施行律师在场、检察机关介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制度以抑止禁止性讯问行为;从讯问时限、语言和尊重嫌疑人人格等角度规范讯问中的允许性行为。     

刑事诉讼法中侦查讯问与沉默权的再修改

侦查讯问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主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保证诉讼效率与保护人权的统一,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为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侦查讯问方面应确立讯问前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严格讯问时限并规定不得夜间讯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律师权利,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超期羁押的责任,同时引入沉默权制度,确立默示沉默权。     

职务犯罪讯问录音录像中的若干问题

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其性质属于侦查行为.在庭审过程中,当被告人、辩护人对讯问活动提出异议的,公诉人应当提请审判长当庭播放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内容涉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其亲属、辩护律师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都有权利知晓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理应对外公布.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陈述自愿的制度保障

犯罪嫌疑人陈述自愿的保障,是正当讯问制度的核心内容。目前侦查讯问与犯罪嫌疑人陈述自愿存在种种现实冲突,应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律师在权。限制讯问结果的运用,录音、录像监控,增强相应机关的独立性,以及完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等,解决犯罪嫌疑人陈述自愿的制度保障问题。     

侦查讯问的理念转变及制度建构

鉴于我国侦查讯问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侦查讯问在理念上应当有所转变: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转变,从口供中心主义向物证中心主义转变,从打击犯罪向保障人权转变。同时,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制度上保证侦查讯问的合法性。     

论我国“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的构建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律,被视为我国刑事立法进步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各地频频报道一系列冤假错案,对司法权威及公信力构成极大的挑战。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现象。而这些非法讯问手段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职权式"侦查讯问模式的弊端。为此,必须构建"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适当的沉默权,落实律师辩护权、确立律师值班制度,完善并强化检察监督,限制讯问时间,完善录音录像制度、提高讯问程序透明度等,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主体地位,以此来制衡侦查人员的讯问手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住宅搜查的程序正义：美国最高法院伦道夫案述评

以伦道夫案为契机,美国最高法院宣示了其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的最新立场,自由主义大法官完成了"第三人同意无证搜查住宅"法律体系的建构,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当场拒绝警方进入其私人住宅,即使合法的第三人同意无证搜查,警方的侦查行为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仍然是无效的、不合理的。但保守主义大法官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与他人分享住宅的事实意味着该特定空间内的所有权益均可由任意一方处分,第三人同意警方搜查有罪证据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承担的风险。其刑事诉讼法律思想的合理内核可兹中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借鉴。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只要对住宅享有共同权利的第三人同意警方搜查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警方所获得的证据就能够对犯罪嫌疑人产生证据效力。     

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

任意性和真实性是口供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的诉求和对口供特征的尊重,既要首肯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权力,又要通过限制“权力”或扩张“权利”,寻求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的平衡。口供作为追究犯罪的重要裁判证据在侦查程序中的获取具有社会安全秩序意义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口供获取过程的特殊性,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应当对口供获取的原则、方式、时间、地点、程序等予以全面规制。沉默权是讯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辩诉交易则又是犯罪嫌疑人打破沉默、自愿供述的激励机制。一套完整的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于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时予以构建。     

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以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平等权、参与权、救济权有机的权利体系。当前我国在建构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方面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制度和做法对我国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进行建构:法律上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权利,建立司法介入制度,确立侦查谦抑和检察监督侦查的原则和制度。     

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中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我国法制建设和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但是与当前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要在侦查讯问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除了侦查人员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人权意识以外,对现行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必要的。     

论利用法律文书完善权利告知制度

权利告知是保障行政当事人、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法律赋予的一系列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公安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堪忧 ,对当事人陈述权、申辩权的保障相对缺失 ,对犯罪嫌疑人各项权利的告知也不到位 ,根本的原因是权利告知制度不够完善。鉴于目前并无统一的告知形式规定 ,应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文书记录完成权利告知程序。     

论被刑事羁押者的会见交流权

被刑事羁押者的会见交流权具有人身自由权与诉讼权的双重性,必须由刑事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会见交流权包括与律师之间的会见交流和与家属、其他人员之间的会见交流。作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调整重点,被羁押的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交流权也应得到国内法的关注。对会见交流权的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并以例外为原则。我国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权的确认与保障只能在刑事诉讼理念和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重构中得到个别化的实现。     

论讯问在刑事侦查中的价值再定位

传统的讯问是刑事侦查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它提供了大量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信息,是我们破获案件、查清犯罪事实的重要依据。但随着刑事侦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一些高科技仪器的运用,加之国际上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呼声的高涨、无罪推定价值观念的影响及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等配套制度的引进,给讯问的传统价值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现代刑事侦查中,讯问程序应是犯罪嫌疑人充分进行辩解以及与侦查机关进行理性和平等对抗的程序;应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制宣传和帮教转化的程序。     

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构建

沉默权是国际人权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构建沉默权制度,是刑事讼诉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必然要求。我国应顺应国际趋势、借鉴两大法系有代表性国家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有限沉默权制度。     

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问题研究

刑事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表现形式多样，原因各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带来一系列危害，如，司法公正无法得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等。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问题带来的危害，应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完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的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