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中的但书规范：性质、识别方法与完善思路

但书规定的行为，由于达不到不法或责任的程度、不符合犯罪构成而出罪。但书出罪既不同于达不到不法或责任程度因而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不是犯罪”型的出罪，也不同于具备不法和责任的性质与程度、已符合犯罪构成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归为无罪”型的出罪。判断司法解释中的出罪规范是否属于但书，应以但书出罪的性质为依据，以出罪事由是否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实质内涵为标准，而不需考虑是否采取了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相同或相似的表述。完善司法解释中但书规范的基本思路是，剔除疑似的但书规范、规范真正的但书表述、拆分混杂的但书条款、增设必要的但书规定，从而建构多元化、开放性的但书出罪体系。     

对刑法十三条但书的解读

《刑法》第13条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高度概括，是我们认定犯罪、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基本依据。但是，对于该条“但书”的内容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解读，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书的规定，涉及到刑法所有罪名，对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保持刑法的稳定性有很大的价值。本文试就但书具体适用中的几个常见问题进行探究，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犯罪的本质特征与但书的机能及其适用

一般违法行为之所以虽具有社会危害性却不构成犯罪,在于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因而犯罪的本质特征不是社会危害性而是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性分别体现刑事违法性的性质与程度。有关但书机能的争论正是有关犯罪本质特征之争的具体体现,但书的实质在于,通过具体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来决定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因而但书规定是入罪限制条件,要求所有入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均不得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研究但书机能的目的在于,通过适用但书以区分一般违法行为与刑事违法行为,日本刑法理论中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对此具有参考价值。     

浅谈《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适用标准

《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标准、危害不大的概念及两者关系并未作解释,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应用。     

但书规定的法理考察

司法解释和司法个案认为可以援引但书规定作为个罪的出罪事由,但这种但书规定的司法适用状况与立法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我国入罪容易出罪难的特定背景下,但书规定的善意滥用为司法机关极为困难的出罪提供了某种法律支撑。然而,将但书规定作为出罪的总括性根据,存在着遮蔽通过对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成立条件进行法理解释而形成开放性出罪事由之弊。尤其是,滥用但书规定作为出罪根据的做法背后,隐藏着"出罪须有法律根据"这样一种思想,这是建立在对罪刑法定原则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但书规定的功能和性质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应当作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犯罪概念中的定量因素

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给我国的犯罪概念带来了许多争议,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学界有不同的解释,本文持否定态度.13条规定的是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是对定性的补充,犯罪概念应该是定性和定量的统一.另外,13条仅有出罪功能,不会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反而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规定.     

《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司法适用相关问题研究——兼论醉驾应否一律入罪

《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在司法中的适用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也能够保证罪与非罪判断的准确性,体现了司法者对立法者的尊重。我们不能因为"但书"条款在司法中有可能被随意适用而否定"但书"条款司法适用本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为《刑法》总则第13条有机组成部分的"但书"条款,理应适用于包括危险驾驶罪在内的《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个具体犯罪。应正视醉驾各种情形的差异性,在综合考察案件所有情节的基础上,对一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适用"但书"条款,不认定为犯罪。     

我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刑法控制及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可以分为恐怖主义行为罪、恐怖主义组织罪以及恐怖主义关联罪三类。参酌其他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 ,我国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将恐怖主义犯罪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章中的一节加以规定 ;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所涉及之罪都应当附加财产刑 ;增设劫持人质罪 ;增设非法邮寄危险物质罪 ;增加规定对恐怖主义犯罪减免刑罚的特别情节。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入罪标准考量

社会矛盾化解的职能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时对入罪标准有深入的考量。我国对违法与犯罪行为的界定采立法"初步定量",司法"精确定量"的模式,《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实现了出罪功能,但犯罪定量模式易产生司法实践中将"数额犯"的犯罪数额作为界定罪与非罪唯一标准的倾向,且无助于公民规范意识的建立。因此,现阶段在制定各种类案标准时应予以警惕。以化解社会矛盾为立足点,检察机关应把握刑事政策的入罪与出罪指向,从犯罪的本质出发对各类犯罪情节进行综合把握。     

正确认识我国刑法中的渎职犯罪

一、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以下简称原刑法)和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都以专章规定了渎职罪。原刑法第八章规定的渎职罪只有受贿罪等9个罪名,新刑法在渎职罪一章中规定了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33个罪名,犯罪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究竟什么是渎职犯罪,从原刑法到新刑法公布实施以来,从理论界到司法界都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众说纷纭,尚未达到统一认识。有的认为渎职犯罪就是刑法分则中“渎职罪”那一章中规定的犯罪;有的认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一、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科学表述在学术上给犯罪下定义时，把我国刑法第10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和刑法分则具体罪状的数量因素概括进去，才能准确体现立法原义。据此，我国刑法中犯罪的科学概念应当是：犯罪是社会危害达到一定程度应予刑罚制裁的违法行为。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是我国刑法犯罪概念中的规定。这一规定在理论上有诸多不妥当 ,在执行中也存在着理解和适用不一致的问题 ,不利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因此 ,从立法上解决该规定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     

刑事违法性的源流及相关范畴

刑事违法性作为一种规范评价,本质是法益侵害,社会危害性的内容应解读为法益侵害。我国旧刑法在规定类推制度的前提下,犯罪模式是以社会危害性为主,以刑事违法性为辅的;新刑法确定罪刑法定原则后,社会危害性以"但书"规定,在司法范围内具体的、个别的判断中发挥着出罪的作用,犯罪模式演变为刑事违法性为主,社会危害性为辅。危害性判断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与刑事违法性并无冲突。以此二元模式为基础,构建我国刑法中以肯定入罪要件和否定出罪要件为要素的双层递进的犯罪论体系。     

“醉驾入刑”争议的立法学思考——兼及《刑法》第13条的逻辑解读

犯罪概念的层次性决定了《刑法》第13条规定的一般犯罪概念只能是"立法依据"而非"司法标准"。罪刑法定和废除类推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良好衔接,让《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同时失去了立法和司法的适用空间。而依据我国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分级和相应的违法处罚体系,"醉驾"是犯罪阶段的专用概念,属于严重违法,在这个层面上不可能存在一个连治安管理处罚都"应当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之情形。     

“但书”出罪运行机制实证研究

囿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性，刑法理论有关“但书”出罪的研究已经陷入了瓶颈，在司法层面探明“但书”出罪的运行机制，对于反思立法和验证理论尤为必要。实证研究表明，“但书”在轻微犯罪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出罪运行机制，从宽情节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成为出罪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受类型性有罪司法推定的影响，“但书”出罪机制在抽象危险犯中无法顺畅运行，加上定罪免刑机制与之相互竞争，挤占了原本属于“但书”出罪机制的适用空间，使轻微犯罪的出罪体系存在漏洞。基于“但书”在出罪体系中的应然定位，应当在立法上增补新型出罪事由，以分流“但书”溢出的出罪压力，在司法上构建抽象危险犯“但书”出罪的类型化规则，并细化规定“情节显著轻微”与“情节轻微”之间的差异性与梯度关系，从而充分释放“但书”的出罪潜力并有效防止其被“善意滥用”。     

醉酒驾驶是否一律构成犯罪之探

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只要醉酒驾驶行为产生了抽象危险,行为就构成了犯罪;其情节犯之达到"醉态"的规范特征,表明无需再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饮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对接,意味着醉酒驾驶无需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出罪。     

定罪阶段的悔罪问题研究

悔罪一般在量刑和行刑阶段发生作用,悔罪悔的是"已然之罪",所以悔罪是属于罪后情节。而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定罪情节只限于罪中情节,而罪后情节出现在犯罪发生之后,本身脱离了犯罪构成要件,不可能属于定罪情节。所以原则上,罪后情节是作为量刑情节存在的,通过犯罪行为人的罪后行为影响犯罪行为危害及其程度,表现其对自身犯罪的态度,体现其主观恶性的程度,从而影响具体量刑。那么悔罪对于定罪的作用何在,从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入手,可以理解为悔罪情节在定罪阶段起到的出罪效果,此外,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因考量悔罪表现而酌定不起诉的案例等等,因此,通过对于刑法中悔罪问题在定罪阶段的作用,是影响"预防刑"的重要情节。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定罪阶段的"悔罪"的刑法意义,是刑法体系完善的必然趋势。构建科学且规范的悔罪机制,并合理地适用于司法实践,是刑罚目的的内在要求。     

浅议我国犯罪概念中"但书"之"退位"

随着我国1997年新刑法的修订,罪刑法定原则随之确立,但是在刑法中犯罪概念中"但书"的规定却没有在新刑法中删去。然而,随着这些年来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司法实践的不断升级,犯罪概念中"但书"的规定也越来越不合时宜,其弊端也逐渐的显露出来,因此,犯罪概念中"但书"的规定也应该及时的删除。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性不大的醉驾应不认为是犯罪

本文案例启示:醉驾犯罪的构罪要件明确具体,符合醉驾标准即构成犯罪。但司法实践中醉驾形式各异,危害性程度大小不一,醉驾一律入罪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质属性相悖,对某些特殊情境下的醉驾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正式实施后,对遏制酒后驾车和危险驾驶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起到明显     

轻微涉罪行为处理问题研究——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竞合为切入点

对轻微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规定。由于其他法律通常也对这些轻微违法行为规定了处罚,因此便带来部门法之间竞合的问题,容易导致处罚时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对这一问题,立法上的完善固然是一条重要的应对途径,但司法过程中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