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指导：被“小用”了的制度？

3年了，如果要问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效果如何？学界与实务界看法不一。 在清华大学召开的“2013·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年会”上，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内高校的法律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在探讨案例指导制度时，出现了一些争议，这场讨论让案例指导制度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重回公众视野。     

建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创举——学者、律师热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寥寥千言,却在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专家学者和知名律师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法制建设和司法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是建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创举,对于克服＂同案不同判＂、实现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

自上世纪8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即开始将发布案例作为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工作方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很多研究成果也呼吁在中国的审判实践中引入判例或者案例。进入新世纪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     

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近年来，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项推动司法工作的创新举措，一直是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为了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案例指导制度，2010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僦定》），明确了案例指导的范围、工作机构、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和发布程序等主要问题。本文结合《规定》的要求，试对案例指导制度提出相关见解。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建立的若干问题 以四川省高院为例

构建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是近期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200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     

美国最高法院先例形成过程探析——兼论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之启示

2010年11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后确定并统一发布指导性案例，用以指导全国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该规定的出台，被不少研究界和实务界人士视为中国案例制度建构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苌至有学者提出，终于有可能产生中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了。     

构建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若干问题初探

正中国的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引入借鉴案例有关问题的讨论本身由来已久,同时也在着力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下称《规定》)对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主体、选     

试论判例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判例制度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尤其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案例,以及对于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判例制度的作用、中国是否需要和需要什么样的判例制度有了诸多争议。本文从一则案例出发,讨论了成文法的局限性,就判例制度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发表了笔者的看法,并就判例制度的设立作了初步设计。     

案例指导制度下地级市检察院的定位思考

201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下简称《规定》）,案例指导制度再次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关注热点。《规定》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定义、     

中国案例制度的历史发展

多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中国能否建立“判例制度”,以及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司法改革的深入,让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更要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这就是组发本期特别策划“建立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初衷所在。 原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秘书长、资深法官周道鸾先生对中国的案例制度,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案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梳理,作者查阅并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文中的很多内容是作者亲眼见证和经历的,可以说《中国案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为我们研究新中国案例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蒋惠岭法官多年来关注中国的司法改革,并有很多相关的论文不断见诸报刊。这次,《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几个具体问题》把视角定位在对建立“中国案例指导制度”几个非常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可以说把对此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新的层次和方向。他所释放的信息是:对问题的研究应该是深层次的,而不要总停留在问题表面。先从事审判工作后又潜心编辑案例选多年的杨洪逵研究员,在《案例指导:从功利走向成熟》中对中国目前的案例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地:用案例指导审判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方法,中国确立案例指导制度要经过相     

THE GUIDING CASE SYSTEM IN CHINA’S MAINLAND

Star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uiding case system in December 2010,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China has issued 31 guiding cas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purposes and functions, ways to function, and effects of the guiding case system. It compares it with ancient Chinese guiding case systems, and the common law system from these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se compariso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urrent guiding case system is neither an exten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guiding case systems nor a transplant of the common law system. However, the current guiding case system and common law system have the tendency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similar systems in reality.     

检察院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一直非常重视以典型案例的形式进行工：作上的指导。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自1989年创刊以来发表了百余侗典型案例；在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加强案例管理的规定》进一步要求加强案例编纂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每年要组织业务交流和案例研讨，对带有普遍意义案件进行深人分析，及时编纂和印发对办案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选编民事案例的变化

1985-2008这24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选编民事案例存在以下变化:年度选编民事案例的数量逐渐增多、案件类型趋向复杂化。在裁判方法上,从突出国家规则强制到注重判决说理;从突出案件裁判类型的代表性、示范性到注重展示法官的裁判方法;从示范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权威理解、严格解释法律规则的基本文义到注重对裁判规则的建构;司法裁判中的知识观由一元发展为多元。形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法律职业化、对案例作用的重视、司法裁判由单纯追求政治正确向注重知识正确的转向。合理预期、职业知识而非简单的伦理说教或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应当成为中国司法未来发展的主导逻辑。     

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研究

互联网是社会生活中表达民意、畅通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迫切需要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建设。在新形势下,针对我国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在遵循柔性管理、第一时间、主流引导和疏堵结合原则的前提下,加快建立快速反应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法理体系经历了“三破三立”的新旧体系演进过程。第一次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性质的法理体系的解体和近代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理体系的建立;第二次是“旧法体系”在中国大陆的彻底摧毁与维辛斯基法理体系的确立和极端化;第三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模式的被突破与中国特色法理体系的初步形成。通过对一百多年来法理体系变迁的回顾,可以从中得出不少启示：一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二是必须注重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批判继承;三是应该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四是要继续为法理研究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宽松的争鸣环境。     

论迁徙自由在我国的实现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宪法实践的经历,但在建国后不久,因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而取消;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对权利的要求日益迫切,同时,出于建立我国市民社会需要,恢复迁徙自由已经势在必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事实以及政府和社会公众承受改革能力的增强为迁徙自由的实现创造了良好条件;建构迁徙自由制度应该坚持自由与秩序并重,尊重市场规律和坚持法治的原则,通过宪法规定迁徙自由,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建设、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意义与确认路径——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私法性指导性案例为研究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确立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由于该规定相关内容的模糊性,产生了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是指导性案例与英美法系判例法是否存在相同的裁判逻辑与法律效力,进而指导性案例是否具有法源意义;二是指导性案例的功能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还是应该重视从法解释学层面去理解。建议以民法解释学为视角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私法性指导性案例进行梳理和剖析,明确私法性指导性案例具有确认和发现法规则的功能和价值。从"法与法律区别"的自然法观视角,认为私法性指导性案例所确认和发现的法规则在我国当代具有私法法源意义。最后,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方面,提出私法性指导性案例确认和发现的法规则的法源地位确认路径和具体建议。     

公报案例对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客观影响——以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争议案件为考察对象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和难题。本文选取一则公报案例,试图在其与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关系中认识其效力。在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争议案件审理中,公报案例采用"行政义务遵守"的审查标准,形成了"合法即不侵权"的论证思路。经过对一组同类案件判决在法规范解释、采用的审查标准和论证思路等方面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公报案例对于《城市规划法》第32条的适用和解释发生根本转向,并在其后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中被沿用和简化。由此,可以初步推断公报案例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它主要表现为判决思路的内容说服力和权威判决的形式说服力。无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否以及如何被规定,这种事实上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影响的揭示应当通过运用法解释学提取先例性规范并归纳其发展来呈现。判例的研究和竞争将促进法律适用和解释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则可能得以统合实现。     

刍议我国法庭口译制度的构建

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涉外案件逐年增多,对法庭口译的需求不断扩大.而我国目前尚未有关于法庭口译制度的立法,实际操作中更是无章可循,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程序的公正,维护我国司法的国际形象,法庭口译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介绍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的法庭口译的立法和制度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建立法庭口译制度的一些构想.     

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特色新探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形成了内容精深、富有创新精神、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邓小平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根本任务、总体目标以及重要保证等方面的论述,是指导我们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强大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