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诉求的根本要义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生根、发芽和结果,不断培育出新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诉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融合创新.此外,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其为普通大众理解和接受,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诉求的重要环节.     

论“禅商”的文化指向

“禅商”是当代企业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动向,它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赚钱动机与生存智慧、差别智与根本智、张扬个性与破除我执。“禅商”是继“儒商”之后中国企业家对传统文化的再斟酌和再选择。这种“悟心灵之源,体万物之道”的文化觉悟有助于当代经济生活的品质沉淀和“商道”智慧的逐步成型。     

“代”的时代

早在1986年，上海学者李新华于《当代青年研究》发表题为《关于代际理论的手记之一:“代”的时代》一文。应当说，“代”的时代——这一命题，对于16年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结果，具有相当的预见性。跨入21世纪，无论是从代际理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层面的变化看，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确实已进入一种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代”的时代，为我们认识与把握当下中国的青少年及其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和天地。当代中国进入“代”的时代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人口中诞生了一群不同以往的全新的一代人。他们与其前辈相比，…     

节俭的重新定义：文化话语与“抠组”青年消费实践

已有研究大多从家庭视角或消费文化视角探讨节俭行为的塑造过程，却忽略了传统与当代文化话语互动的作用。文章通过对16位“抠组”青年的半结构式访谈，借助“工具箱”理论对文化话语在“抠组”青年建构节俭理解及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传统节俭话语与当代多元文化话语共同作为文化资源，参与到“抠组”青年节俭消费的建构过程中。传统与当代话语间存在着融合与背离两种关系，不同关系塑造了不同的节俭理解和行为。研究也为进一步理解转型社会中消费行为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主页”上的“噪音”——关于网络与中国之“链接”的另一种省察

当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进入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时候，网络化趋势的“主页”背后也隐藏了某些不易为人们察觉的“噪音”。我们“浏览”网络化浪潮的“主页”，展现其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互兼容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的同时，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     

“和同之辨”及其对当代和平理论构建的意义

“和平”问题，作为世纪之交的世界性主题之一，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但是，在对这一问题的所有回应中，理论的回应却犹显平乏。这一情形与当代和平理论的构建不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不无关系。笔者认为，“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     

“世袭新贵”——长三角

长三角,当代中国最具有经济活力地区之一,新贵阶层崛起的集中地带,社会精英的汇聚之地,同时还是海派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交融一角。“酒”,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见证,有华人地区的地方就有“酒”,有“酒”的地方就有“五粮液”,有“五粮液”的地方就有“长三角”。2004年,长三角地区有了专属的文化“酒”——“长三角”。公务之酒古希腊雅典。伯里克利时期。公民都把担任公职当做一种荣誉。谁要是一生中什么公职也没有担任过,就将被认作是懒汉和没有出息的人,那是一生的耻辱。对荣誉的执着,是公职人员公共精神和职业责任的集中体现,是当代国家公…     

以“无用”为“用”：传统文化的命运及其开展

一、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两次危机” 传统文化在中国近现代遭遇到两次“危机”。这两次危机的产生，与其说是传统文化自身的危机，不如说是近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误置”。     

论“天人合一”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包括儒学和道学基本上都主张天道与人道、天和人是一致的、和谐统一的，并从人的主体性和天的自然性（或无为性）等不同的角度对“天人合一”的命题进行论证，用以解释说明社会政治和人际间关系应有的法则，蕴含着无穷精奥的治世智慧，对中国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工具理性、文化精神导向、化解矛盾的普世性方法论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等时代价值。     

“和而不同”到“不同而和”的哲学意蕴

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这一哲学思想精髓的基础之上,借鉴当代国内外文化与文明的成功实践提出来的。它超越了“和而不同”的哲学关照,把“和而不同”上升为“不同而和”,从而抓住了“和”的价值与意义;在尊重和理解差异的基础之上,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出发,真正地使人、自然与社会达到一种“和”的境界。     

“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汇的是梁启超。与此相伴产生的，就是“中国”这一现代国家概念。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提出，既标志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过渡，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它并不完全是现代的国家概念。中国以外的地方，最初将中国称为“支那”，     

筚路蓝缕:“五四”启蒙与中国传统

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的反思,肇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空前深刻的社会与文化的大变动。中国文化如何走向现代?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尤其是她的知识分子,就始终受到这个问题的缠绕。 1985年以来,随着沉寂多年的“文化问题”一跃而为当代中国的“显学”,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引入注目的是其中还包含着对“五四”启蒙     

论“快感文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所谓“快感文化”思想，特指关于非压抑性文明的一种文化思想；在这种文化中，快感不再服从政治、经济、道德、美学的需要，它能够无阻碍地得到满足。在西方美学思想史上，自席勒以降，尼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乔治·巴塔耶相继阐发了“快感文化”观念，形成了一个思想传统。在后工业社会中，由于媒介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审美文化出现快感化倾向，但这并非“快感文化”的实现，相反，“快感文化”思想作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可以为我们批判性地思考当代审美文化的快感化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推进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研究

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是我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的绝对优势，如何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再展辉煌．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成为当代中国一项急迫的国家战略。本文从分析中国传媒的世界影响力入手，探究了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的掣阻与问题，就“走出去”的战略，析论了文化宣传、文化外交、文化贸易、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六个方面的要务。     

谈谈中国历史上的“圣经”与“圣诞”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圣经”、“圣诞”、“圣诞节”等词语已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表达的意义与基督教的概念不同。将儒家经典视为“圣经”，反映了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和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尊崇。经历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巨大冲击，中国历史上的圣诞节已为人们所淡忘，但传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丰富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     

营造“和为贵”的文化氛围是时代的需要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我们要“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和为贵”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宝是搞产．早我们存现代化律设时期必然借鉴和批判地继承的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当代中国，应该营造～种以“和为贵”为主旨的文化氛围。“和为贵”：新的诠释“和为贵”一语出自《论语·学而》：“有…     

“兼相爱、交相利”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当前国学热中，懦、道两家思想皆倍受世人关注，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而海外华人学者或汉学家，也主要关注中国传统中的儒、道两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皆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四小龙”的经济却又获得了飞速发展，于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更是倍受海内外学人，尤其是当代“新儒学”学人的关注。相比之下，墨家思想在当代的中国学术界则表现得相对沉寂。实际上，建立在古典城市中手工商业阶层利益基础上的墨家伦理思想─—“兼相爱，交相利”，在当今中国的伦理、公德等文化建设中，在当今世界及21世纪的“国际伦理”支设过程中，都具有重…     

149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名支持中国“入世”

今年1月刚在美国成立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团致信巴金，恳请巴老接受邀请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信中称巴老是“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的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您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著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     

宁要“父母官”不要“仆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喜欢把官员称作“父母官”，但是新中国强调人民翻身作主，于是将“父母官”的称谓改为“公仆”，把官员定义为人民的“仆人”。这种变化一直被视为社会的巨大进步。不过，联系现实，有人提出质疑，     

从中国传统伦理看“和”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传统伦理对“仁、诚、恕、中庸与礼”的诠释，是建立在儒学“和”文化思想基础上的，分析传统“和”文化特征，探讨其对中国当代“和谐”环境建构的思想与文化心理准备，为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个体性与社会陛的“和谐”实践中，以期达到社会群体的自觉认同，从而促进主体的自由，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协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