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的缺陷及完善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缺乏力度,知识产权案件犯罪化率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上存在缺陷。应当强化公诉主导的诉讼模式,加大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处理好知识产权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行政保护与刑事司法保护的衔接,区分不同证据标准,完善证据规则。     

简论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

在以往的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给予了特别重视,而对犯罪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往往很少关注.被害人只处于证人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确保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利和义务.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论述,其目的在于使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能够正确地使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对完善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提出了建议.     

知识产权犯罪成因及对策探析

知识产权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原因表现在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上,客观原因主要涉及到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等几个层面的因素。为防范和减少知识产权犯罪,应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增强司法部门的执法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观念。     

论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宽严相济

根据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问题分析,我国应选择宽严相济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政策,在刑法谦抑视角下划定疏密有致的知识产权犯罪圈,对知识产权犯罪惩罚"轻轻重重",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注重知识产权犯罪的社会政策。     

知识产权犯罪成因及对策探析

知识产权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原因表现在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上，客观原因主要涉及到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等几个层面的因素。为防范和减少知识产权犯罪，应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增强司法部门的执法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观念。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在注重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法规定的同时，对于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配套协调则较为忽略，影响了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难以适应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需要。对知识产权的刑事诉讼保护模式、知识产权刑事诉讼案件的立案标准、管辖、证据问题、强制性措施等刑事程序方面的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加强刑事程序视野下知识产权的保护。     

网络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

随着知识经济快速成长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日益严重,这主要源于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对象具有无形性和易受侵害性,网络知识产权犯罪非营利性的犯罪目的日益彰显,刑事司法管辖难以确定,电子证据十分脆弱,缺乏专门规范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刑法典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狭窄、罪状设计和刑罚配置不尽合理,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不完善。要充分保护网络知识产权,必须积极倡导与推进建立国际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国际司法协助机制,完善我国刑事法的相关规定。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     

论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各国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日益宽泛,刑罚日趋严厉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过高,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措施呈现出明显的轻刑化趋势,似乎是不符合知识产权刑法规制的强保护政策,因而如何看待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入罪门槛”的规定以及我国刑法中的相关法律制度,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多重博弈下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兼论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取向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进步、国家利益以及刑法谦抑等多方面关系的协调和平衡,是多重博弈的结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无限的、绝对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涉及到不同个体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既包括实体方面犯罪化与刑罚配置,也包括程序方面刑事追诉政策的调整。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