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

文言体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的主要形式,在二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古代文明的发展成果,对传统文化的积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按照传统观念与语言学基本理论,文言体既是使用或模仿秦汉词汇和语法而写成的,作为其明显标志的"之乎者也"一类文言语气词,理应是古代口语词汇。但经过对历代有关论述的推理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之乎者也"并非古代口语词汇,而是人为创造的一种书面语符号,兼具断句和提示语气的功能;当唐宋之后的口语中出现了白话语气词之后,它才逐渐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语气词使用于书面语。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另一种书写——以重读五四作家郁达夫小说创作为例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和五四作家郁达夫已有文学史的定论,但是,在郁达夫研究中,往往单独冠名多愁善感、风流才子、现代文人、革命作家、浪漫主义作家、抒情小说家的研究成果较多,而以整体观的革命文学视角全景审视郁达夫其人其文相对单薄。今天纪念"五四"百年,重新考察五四作家郁达夫完整的人和文,寻踪五四以来作家小说创作的演变过程,特别重读被人关注不多的作家那些偏重写实性的作品,获得的不仅是郁达夫个案研究的新知,而且还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再认识。现实主义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在郁达夫笔下既写实于外部世界的社会现实人生,又忠诚于自我内在精神情感的真实;既以非写实的虚构故事传达作家对时代风云和社会政治的切身感应,又以务实的言行走进了左翼文艺运动和反抗侵略者的抗日战争,其一生就是富丽悲壮的史诗。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正是在郁达夫那里有了不一样的世界。     

论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多元取向

伴随着20世纪历史的变动,中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摄取侧重和价值取向,先后经历五四时代对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吸纳,1930至50年代前期对苏联革命文学、日丹诺夫主义的移植,50年代中期对"解冻"文学的译介及其后对"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自80年代中期起对"回归文学"的引进,90年代以来对俄罗斯文学的补充接受,以及对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当代文学的接纳.这一漫长的接受史程,既不断刷新着国人心目中俄罗斯文学的原有图像,也折射出接受者民族的历史传统、时代氛围、文化心理和现实需求,还透露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某些重要规律.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文学的兴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启蒙文学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1920年代"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是在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之初.遗憾的是,两次启蒙文学都是昙花一现,未能为继.90年代以后,在文学领域,启蒙话语的失效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启蒙文学的世纪兴衰,与知识分子主体的精英意识具有重要的关联.因为与作用于文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因素相比,创作主体主观精神世界的改变要更为直接地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这是一种更为内在的驱动力.     

哈特法律概念分析的模式建构及其历史定位

<正> 在当代英美分析法理学的范围内,英国法学家哈持(H·L·A·Hart 1907-1992)的法律概念分析模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世纪上半叶,面对英国传统分析法学日益增强的“话语”霸权和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极具刺激的“边缘”挑战,哈特试图运用日常语言分析的叙事策略,将法律概念分析的传统模式转换为现代模式。这种重构一方面拓展了法律概念分析的理论空间,另方面亦将英美乃至西方法理学的思考导入了更为深刻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探究哈特的理论建构及其历史定位,对于把握现当代英美法理学中心话语的变化脉搏和推进我国法理学的研究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人权话语拓展看中国人权话语的国际化

西方人权话语拓展的主要方式是软渗透和硬介入。软渗透表现为通过西方人权"区域理念--区域规则--国际规则--国内规则"的规范扩散,推动非西方国家接受由西方主导建构起来的国际人权规范体系,形成对西方人权话语的法律确信,最终实现"西方人权国际化"和"国际人权国内化"。硬介入表现为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式强行推动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人权话语并将之纳入国内法律秩序,加速了西方人权国际化。西方人权话语拓展引起"它变"和"自变"效果。一方面,面对软渗透和硬介入,非西方国家或者被动接受,或者借助条约批准、保留等国际法手段予以选择性认同或变通,甚至提出竞争性替代话语加以对冲。另一方面,西方人权话语也在内外因素下不断自我调适,逐步提升可接受性。中国对外拓展人权话语,应充分利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途径,加速国际人权话语格局的变革;尽快形成以发展主义权利观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并通过对话来增进中国人权话语的价值共识;坚持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学会利用国际法律机制,着力提升在国际人权体系内将中国理念和话语转化为国际规则以及保障国际规则被遵守的制度能力。     

论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起源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生成于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复杂政治斗争.1921至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身政党化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文艺在整个宣传工作中的地位,不仅通过政策制定和机构设立加强对文艺的组织和领导,而且将体现其政党意识的文艺思想有效地推进到社团、出版、传媒、文学教育和文学论争等现实层面.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阶段文艺制度的建构成为1930年代的"左联"、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文艺制度的起源和原型.     

以“普罗米修斯精神”超越启蒙人权话语——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范式与逻辑

对于构建中国人权话语而言,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阐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启蒙范式"的理解路向,这使得以批判和超越启蒙人权话语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最终落入启蒙人权话语范式的桎梏之中。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实际上从根本上证伪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对于马克思而言,生发自启蒙思想的人权话语,只是一个表达人权之低位标准的"老问题",局限于对异化之现实的承认和维护。而马克思显然不满足于这种低阶标准,并以"普罗米修斯精神"提出"人的解放"这一"新问题",在主体范式、价值范式和权利话语范式三个层面上超越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从而对人权之理念内核做出了更加彻底的推进,亦为未来的人权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先导性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它向我们表明,构建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不应停留在启蒙人权话语中自我设限,而更应从"人类共同命运"这一更加宏大的立足点出发,去发现和解决真正事关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真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

在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阐释模式之中 ,“现代性”的模式实际上具有独特的阐释力量 :一方面 ,它能够穿透曾经被既有的现代性阐释置于盲区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文学”;另一方面 ,其对学术视野的开拓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基本主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解放政治”而到“改革时代”的“生活政治”。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主要包括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与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以及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等等     

论"联省自治"思潮及其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1920年发端于湖南的联省自治思潮,是"五四"后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寻常的建构,也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联邦制"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联省自治运动"总体的把握上探讨了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以及近代民主政治的影响.     

转型期我国犯罪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力维控型”到“压力疏导型”

面对转型期日益复杂多变的犯罪新态势,传统的"压力维控型"犯罪治理模式在总体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转换犯罪治理的模式,即由"压力维控型"向"压力疏导型"转换。这种转换要求:在价值理念上,实现由"国家场域中的管治和服从"向"社会场域中的善治和融入"转变;在制度安排上,实现由"自上而下的控防运作体制"向"多方协力的合作运行框架"转变;在方法选择上,实现由"暴风骤雨式的应急打击法"向"和风细雨式的常态预防法"转变。     

柯伦泰夫人小说的译介与中国“红色罗曼蒂克”的创作

俄苏时代的女性革命家柯伦泰夫人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小说创作的汉译,在"后五四"时代的中国掀起了巨大的翻译和阅读潮流。其理论和创作中所提倡的"新道德",将肇始于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高潮。柯伦泰夫人在理论和小说创作中所构建的"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引发了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红色罗曼蒂克"创作。但是,中国现代左翼罗曼蒂克创作,并不是对柯伦泰夫人的简单复制,其在构思故事、表达价值立场的过程中,受到中国革命的具体语境和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既有模仿也有变异和创新,其审美内涵也较之于柯伦泰夫人的表达,更加的丰富复杂,也更加的色彩斑斓。     

论王朔小说的后现代文化特征

王朔及其小说创作已经成为20世纪后20年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他不仅开创了中国小说商业化写作的先河,而且成为中国小说后现代实践的第一人.王朔小说具有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典型表征.他的作品在对一切既定秩序和准则的亵渎嘲弄中颠覆解构了权利中心的合法性、知识真理的永恒性和理性价值的终极性,体现出审美意义深度模式削平后的"平面感"以及历史意识消失后时间非连续性的"断裂感",呈现出放弃对精神价值、正义真理和终极关怀的形而上追求的"内在性"以及现代主义神性消逝后人自身所凸显出的"卑琐性".因此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话语系统的观照中,王朔及其小说创作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学拓展了新的写作向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新媒体境遇下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研究

新媒体带来社会传播形态的深刻变革,直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根据时代变迁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传播形态。这需要从困境与超越的双重维度中系统分析新媒体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耦合、新媒体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指征及应然状态。面对新媒体"双刃剑"效应,主流意识形态要主动转型,提升传播力,主要有五大路径:塑造专业的传播主体、构建生活化的传播内容、发挥全面立体的传播功能、采取大众化的传播话语、提升传播受众的认同度。     

左琴科《一本浅蓝色的书》的两种改造

迫于时代的政治"大势",苏联幽默作家左琴科在其作品《一本浅蓝色的书》中做了"自我改造".改造之一是将他之前创作的幽默小说大量改写,变揭露为歌颂;改造之二是他在作品中大兴文体革新,将历史纳入文学,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无情揭示了现实的本相.因而改造的结果是,左琴科有意无意地坚守了自己的"道",作品也获得与"自我改造"宗旨既一致又矛盾的复杂意蕴.     

闻一多、胡适诗论的艺术思维比较——新诗发展第一、二阶段的基本特征论

我国新诗发轫于1917年。“五四”前后的新诗人,在新诗发展方面尽了开路先锋的责任,完成了两项历史使命:1、在理论上阐明了用白话作诗的必要,并提出了作白话诗的具体主张;2、在实践上创作了一批白话新诗,使新诗取代了旧诗,在中国诗坛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新诗运动先驱者并未全部完成革新诗体的任务。正如周作人在1921年所说的那样,“诗的改造,到现在实在只能说到了一半,语体诗的真正长处,还不曾有人将他完全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提升领导科学发展能力关系刍议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提升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处基础性地位,具有目的性功能;而提升领导科学发展能力则因处于衍生性地位,而更具手段性价值。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二者虽各有倚重,但却相辅相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提升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提供现实背景、理论资源、方法论原则和价值取向;提升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人才储备、制度保障和现实的动能。     

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背景来看,西方人权话语曾一度左右国际秩序与人权话语"西强中弱"态势。从理念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构的指导理念;从原则来看,主体性、平等性、差异性、开放性原则是建构的原则;从内部构造来看,人权话语构造结构、逻辑、诠释与途径是构造的内容;从表达来看,多方合力表达关系、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是建构的表达;从功能来看,提升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与促进概念人权向制度人权转化是建构的功能。就论证内部逻辑构成来说,其背景、理念与原则是总纲性内容,而人权话语构造结构、诠释与途径是具体内容,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则是表达功能,从而有机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关系。     

近代中国“民权”内涵演变考论:从维新到革命的话语转换

当代学者对近代的"民权"概念颇多误读。康有为等人是在与纲常名教相对的话语场景中使用"民权"一词,主要针对"三纲",表达普遍的个人自主性为正当的观念。康派"民权"的核心和根底是"人人自主之权",由此基点进一步向公领域延展,才突破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构筑出一个以"民"为国家权力本源的公共秩序新图谱。承继康派"民权"精神的革命派,则主要是在东方与西方、民众与君主、汉人与满人的话语结构中使用"民权",他们关于"民权"之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论证范式,不仅可能侵害了个人自主观念的社会基础,也导致了民权之内在核心价值的消散。     

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