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建构探析

维稳问责机制的日益强化与公众利益诉求的日益凸显，导致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朝着非理性方向发展，正面临着运行成本非理性、运行行为非理性和运行目标非理性的困境。建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理性化，需要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实现基层维稳主体的多元化；改变维稳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激励型维稳运行机制；扩大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空间，将基层维稳的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     

基层维稳视阈下破解非正常上访难题的路径探析

非正常上访与基层维稳的内在勾连关系表现为:非正常上访意味着基层维稳过程中民众与基层政府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以及基层维稳运行过程中民众对基层政治主体、治理规范和程序的不认同。当前非正常上访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呈现出非正常上访的主体向体制内延伸及非正常上访的方式暴戾化的动向。要有效破解非正常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司法公信力,防止法律纠纷溢出司法渠道;二是完善信访问责制度,防止民众将非正常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博弈手段;三是完善人大代表的民意沟通功能,防止民众将所有的诉求向基层政府倾泻。     

基层维稳过程中惯性思维的展呈、原因及其矫正

管治视阈下基层维稳的惯性思维展呈为：重视体制维稳而忽略制度维稳；重视维稳结果而忽略维稳过程；重视事后补救而忽略事前防范。这种管治型的维稳思维导致的结果是政府的维稳与民众的维权陷入非理性博弈状态。要有效矫正基层维稳的管治思维定式，应当从“管治”走向“共治”，让民众从维稳的对象转变为参与维稳过程的主体。只有从民间组织介入、完善基层维稳问责评价体制和提升政府公信力入手，才能有效解决当前基层维稳工作中“共治”思维缺失的问题。     

指导公民正确维护合法权利:政府的责任

当前公民最需要的是维权指导,政府最为棘手的也是公民的维权活动影响社会稳定。从公权力来源于私权利的委托这一理论基点出发,政府应当认清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是统一的。公民维权是对政府维稳的有益补充,维护社会稳定的起点、抓手和归宿都应当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指导公民正确维护合法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公民权益保障建设研究

城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利益格局,社会大转型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导致涉诉信访问题层出不穷。研究和解决公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表达、协调各方利益、畅通公民权益保障渠道建设尤为重要。本文从大连地区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原因入手,针对当前公民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领导干部应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理念,多方拓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途径,使维权维稳工作健康有序。     

基层:“权力的最后一公里”

社会的发展,落脚点在个人;国家的治理,立足点在基层。从古至今,治国理政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基层治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是矛盾问题的交汇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方面,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承担相当的责任和压力,存在干群矛盾隐患;另一方面,压力型体制的限制让基层治理难度重重,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矛盾使基层治理常常陷入"双维困境"……     

信访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稳定

信访制度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信访机关应当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二研究室”,担负起倾听民意、保障民权、集中民智的决策咨询职能。现行信访制度中的缺陷只能在改革中完善,信访制度应当继续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通道和平台,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又不能走行政权力扩张的道路。必须构建和谐社会,从源头上实现社会稳定;依循治理理念,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协调合作;规范利益追求,在互谅互让中实现利益的均衡。善治也包括引导对政府工作有意见的信访人员严格遵守《信访条例》的规定,理性、有序地行使信访权利。     

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的多维审视

寻求能够让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发展性政策方案,实现稳定与发展的互促共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倒逼逻辑,以维稳为主轴,推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实现经济社会的有序良性发展     

论民族地区社会转型中的政府责任与国家认同

社会转型作为人类发展的常态,必然对国家认同和政府责任造成一定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汉族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趋同化趋势明显,要求政府必须以平等的关切和尊重来对待所有社会成员,由过去全能的维稳型政府转向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克服政府责任履行中的缺位、错位、越位等现象。应当重塑政府角色,保障公民权利,弘扬公民文化等,形成政府责任与社会参与的良性互动。     

论社会维稳机制的建设与创新

在当前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集中显现。究其原因,既与某些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不强有关,又与当前社会维稳机制建设滞后有关。完善维稳领导机制、利益诉求机制、社会流动管理服务机制、公共安全监管机制是加强社会维稳机制建设与创新的基本内容。     

“阳光行政”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作用与功能

＂阳光行政＂是我国公民社会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范式和题中应有之意,在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中,＂阳光行政＂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功能,成为促进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关键、推动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目标实现的切实保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最好的＂防腐剂＂。     

论公共精神

现代国家中的个人以公民身份建构起不同层次的群己关系,公民资格中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支撑起公共生活的骨架,包括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公共精神赋予公共生活以生命意义。当前,我国公共精神呈现出衰落和弘扬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受制于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政治体系的吸纳功能不足、社会向上与向下矛盾发展的变化趋势、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建构与撕裂等挑战。因此,公共精神的涵养需要我们变维稳思维为维权思维,从制度的配套和程序的可行两个方面使公民的权利内容和保护落到实处;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精细化;以过程监管来鼓励社会自组织;以增强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为目的,培育公共精神。     

以维护民权为起点推动维稳工作转型发展

以维护民权为起点做好维稳工作是发展趋势。具体工作中应坚持党政主导,积极构建多元共治的维权格局;完善维权机制,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正当权益;强化预警预防,实现维稳工作由重治向重防转变;落实刚性保障,确保以维权促维稳落到实处,实现维稳工作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由治标到治本的转型。     

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社会风险急剧加大,社会稳定形势严峻。中国要有效地防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一是要走出稳定思维的误区,建立维稳缓冲机制;二是以县政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基层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是建立合理的社会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     

基层群众自治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推进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与功能使其具有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的作用。基于此,政府要健全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配套的参与制度,引导和帮助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提高自治水平,提升基层群众的理性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从而通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来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深入发展。     

基层维稳的路径探析——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稳定是各级政府部门的第一要务。维护稳定,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深圳市福田区从创新组织管理、运作模式、工作方式、考核形式入手,有效地解决了当前基层维稳工作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而为维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论当前农村基层权力“悬浮”的危害与解决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悬浮"问题引起理论和实践界高度关注,在综合配套改革之后,该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基层权力"悬浮"造成了基层权力消极运行、国家政策意志不能有效深达基层、基层政府动员能力和服务能力减弱、基层政府"失信"和化解社会矛盾不力等严重后果。只有通过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权力与群众自治力量的信任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有机协调机制、加快政府转型和政府机构改革、构建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长效机制等途径才能将基层权力合理、有限和有效地深达基层。     

民主化与公共危机显性化趋势及治理——以公民社会视角分析

民主孕育着稳定,然而民主化却潜在的伴随着危机。一是,当前我国民主化两大路径：政退民进和政退党进。政府退出后,原有政府与民众的矛盾转化为民众与党的矛盾直面化;二是,民主化使得经济发展中贫富不均现象与民众权利意识增强出现了矛盾趋势;三是,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内部不公平现象,潜藏着矛盾危机。因此,如何应对民主化和公共危机的内在矛盾,需要从公民社会与党的发展良性互动、公民政治参与中道德建设和社会多元治理民主机制建设等视角进行前瞻性分析。     

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及解决对策

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成立采取不恰当的监管手段;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民间组织缺乏有效的自我管理机制。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无法独立解决政府和市场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解决的思路应当立足于政府在有效平衡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与社会秩序的控制的前提下,制定统一的《民间组织登记法》,转变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治模式,在加强民间组织自治体制建设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监管,才能为民间组织提供有序发展的制度空间。     

维稳之困与公民社会之缺

目前我国维稳形势严峻、成本巨大、信心缺乏,其重要之因在于社会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的缺失,而公民社会是填补此缺失的重要载体。由于诸多原因的存在,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欲解维稳之困就应重视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