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维稳进程中民间组织参与问题探析

如何实现负有维稳重任的基层政府和无法有效进行利益表达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价值及其限度。在基层维稳过程中，缺乏理性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利益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通过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过程可以有效发挥其信息传递、利益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能力的价值。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应有作用。     

基层维稳过程中惯性思维的展呈、原因及其矫正

管治视阈下基层维稳的惯性思维展呈为：重视体制维稳而忽略制度维稳；重视维稳结果而忽略维稳过程；重视事后补救而忽略事前防范。这种管治型的维稳思维导致的结果是政府的维稳与民众的维权陷入非理性博弈状态。要有效矫正基层维稳的管治思维定式，应当从“管治”走向“共治”，让民众从维稳的对象转变为参与维稳过程的主体。只有从民间组织介入、完善基层维稳问责评价体制和提升政府公信力入手，才能有效解决当前基层维稳工作中“共治”思维缺失的问题。     

反思与重塑：基于当前基层维稳困局的分析

当前，我国基层维稳工作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究其原因有，不科学的稳定观影响基层干部对维稳工作和群众维权活动的正确认识：无视社会力量的存在，致使政府孤军奋战、孤立无援；错误的工作方式方法导致基层党委政府公信力丧失；“倒金字塔式”的信访格局影响基层解决问题能力等。对此，我们需要树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维稳观，即重视社会心理的疏导和引导；加强相关制度的完善和落实；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办事的法制意识；加强基层基础和配套制度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政绩考评机制；努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正确调整各种利益关系。     

健全和完善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网络渠道

分析了我国先进城市在完善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总结了哈尔滨市在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工作方式以及工作开展情况,最后提出了关于健全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网络渠道的建议:提高公众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运行机制、建立绩效评价体系.     

健全和完善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网络渠道

分析了我国先进城市在完善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总结了哈尔滨市在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工作方式以及工作开展情况,最后提出了关于健全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网络渠道的建议:提高公众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运行机制、建立绩效评价体系.     

民权保障视阈下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路径探析

如果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逻辑起点不从保障民权入手,不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仅靠单纯的＂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和信访＂一票否决＂等手段,长此以往,会使基层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叠加和发酵,最终会造成基层社会的不稳定性,动摇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因此,要实现基层维稳机制的有序运行,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有序运行的理念应当是基层政府理性对待公民的维权行动;有序运行模式应当从单纯的秩序维稳型向民权保障型维稳机制转变;有序运行的路径应当构建以＂民权保障＂为前提的法治型维稳机制。     

互联网维稳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我国现行政府规制型互联网维稳模式,以行政权力为主导,政府自上而下地管理和规范互联网,存在的不足之处包括:作用范围有限,政策落实困难,社会支持不充分以及政府权力缺乏社会监督。鉴于互联网维稳压力日益积聚的"新常态":对象的非理性,局势的紧迫性,目标的艰巨性和背景的复杂性,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调整政府、互联网服务商和网民间关系,构建互联网维稳的多元协作制衡模式,即政府统一引导,以互联网服务商为中心,网民广泛参与,优势互补,协作制衡。     

从博弈角度探政府对维权型群体性事件的妥善化解之道——以乌坎事件为例

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从基层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看群体性事件诱因

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和性质；论述了基层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分析了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诱因：表象诱因是公众利益无法诉求、信息公开滞后、基层政府发展理念失衡，而根本诱因是分权制衡体制的缺陷、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利体系设置不合理；提出了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相关对策：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及时公布真实信息、把公平正义放在首位...     

加强源头预防 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关于影响农村和农民稳定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村基层稳定是全国稳定的重要基础。维稳工作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村一级是我国各级组织的最基层，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维稳工作的各项措施最终需要在村一级得到贯彻落实。基层稳，则社会稳；基层安，则社会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村级维稳工作是我们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转型期中国农民利益表达链条的断裂与铸合

农民在表达利益诉求时,因基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政绩观的错位、农民利益表达素养的低下、基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与农民对利益表达的认知偏差以及现有乡村治理模式既存缺陷导致本应同向、良性运行的链条出现断裂,影响着农民利益要求的传递,阻碍了农民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对农村的和谐与稳定、涉农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产生重要影响。铸合断裂的利益表达链条应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提升行政人员公共服务精神,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模式。     

转型期中国农民利益表达链条的断裂与铸合

姚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撰文认为，农民在表达利益诉求时，因基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政绩观的错位、农民利益表达素养的低下、基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与农民对利益表达的认知偏差以及现有乡村治理模式既存缺陷导致本应同向、良性运行的链条出现断裂，影响着农民利益要求的传递，     

基层治理需各方合力共治

多元共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模式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让公众充分了解和参与政府决策,有力监督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要在全社会形成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氛围,鼓励普通大众和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打造民主、高效、协商的社会治理参与平台,推动基层治理模式的持续优化。     

乌鲁木齐市社区维稳工作运行机制探析

乌鲁木齐市社区采取了的一系列维稳工作运行机制主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完备的维稳组织体系；二是创新了维稳思路与方法；三是初步建立了社区维稳动员机制。社区维稳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维稳工作面临“有责无权”的现象，在解决问题的思路方面，主是创新社区维稳体制改革。     

做好乡镇(街道)政协组织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民政协事业,永葆人民政协生机活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社会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化解基层不稳定因素,需要增加基层群众诉求反映渠道;     

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社会风险急剧加大,社会稳定形势严峻。中国要有效地防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一是要走出稳定思维的误区,建立维稳缓冲机制;二是以县政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基层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是建立合理的社会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     

论“稳-维稳”取向的大调解模式

我国的大调解是一种"稳-维稳"的模式:以"稳定"为目标,以"维稳"为手段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它是首先在基层实践中出现,然后由中央向全国进行推广的一种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大调解以多种力量参与、灵活多样的方式满足了解决社会转型期矛盾深刻而复杂的要求,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调解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维稳模式,中国最根本的维稳出路还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     

维稳与维权：是互相排斥还是互相促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之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僻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当前压力维稳的困境与出路——再论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

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联的"刚性稳定",压力维稳是这种"刚性稳定"的维持与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压力维稳面临着利益冲突加剧、维稳政策偏差、信息技术发展、维权意识增长等多方面的挑战。当前,维稳必须要有新思维: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变静态稳定为动态稳定,变"维稳"为"创稳"。     

基层维稳视阈下破解非正常上访难题的路径探析

非正常上访与基层维稳的内在勾连关系表现为:非正常上访意味着基层维稳过程中民众与基层政府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以及基层维稳运行过程中民众对基层政治主体、治理规范和程序的不认同。当前非正常上访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呈现出非正常上访的主体向体制内延伸及非正常上访的方式暴戾化的动向。要有效破解非正常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司法公信力,防止法律纠纷溢出司法渠道;二是完善信访问责制度,防止民众将非正常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博弈手段;三是完善人大代表的民意沟通功能,防止民众将所有的诉求向基层政府倾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