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年轻化与基层治理变迁——基于“走读干部”现象的考察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队伍建设出现村干部年轻化的典型趋势。通过考察在行政村一级出现的青年干部走读现象，分析村干部走读现象的制度生成结构与个体形塑机制，探讨村干部年轻化趋势背后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变迁及其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村干部年轻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通过制度调整为年轻人进入村干部队伍释放体制机会，村庄发展去功能化与村庄公共性弱化为年轻人释放村庄政治空间，县域青年的体制偏好和家庭城镇化目标塑造出青年村干部走读的客观结果。然而，青年干部的发展策略围绕个人和家庭调整，给基层治理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职业认知与办事员身份契合，导致村级治理悬浮，最终强化村庄治理行政化面向。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武汉市J区M街道的田野调研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人才力量。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转型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政府为了优化村级组织的人才基础，缓解村级治理压力，通过公开招考渠道向村庄制度化地输入青年后备干部。在实践中，这一基层干部供给制度表现出选聘和培养环节分离的特点，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由于难以正式进入村治队伍，面临去留不定的发展困境。后备干部制度的不完整嵌入、发展激励与培养预期的错位、制度目标偏差下的能力锁定，共同形塑了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青年后备干部群体的职业际遇，反映出后备干部制度设计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国家制度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仍需要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适配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以“温暖治理”强化基层善治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近年来,淮安市淮安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学习传承周恩来崇高品质和加强基层治理高度融合,把“温暖”作为加强基层治理的品牌内核,从建设温暖组织、凝聚温暖合力、提供温暖服务、营造温暖环境、弘扬温暖文化等五个方面,建立“党建引领温暖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共创温暖、共享温暖”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软考核激励：村级治理行政化中的治理动力实现机制——基于鄂中A镇的经验调查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级组织仍能保持治理活力，其核心在于村干部治理动力的合理动员。现代综合考评体系强化了村干部的行政化取向，村级治理唯上性增强。弹性化的考核安排可以释放自治活力。通过其内含的行政-社会激励式动员机制、类中心工作的精力配置办法和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检查强度，促使村干部积极回应村民诉求，实现“软考核激励”效果。作为一种治理管理工具，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重塑互动型的乡村关系，留存村级自治空间；并借助多重激励兼容功能，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最后，在保持治理目标不偏移的情况下，实现行政体系对社会治理资源的总体动员。由于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形塑“国家”与“社会”双强的治理效果，是基层治理体系“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历经了县政乡治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格局三次大的变迁。目前“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诸多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农业税免除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坚持系统思维探究城乡接合部融合型大街道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本次调研以杭州市上城区城乡接合部的九堡街道为样本,探究城乡接合部融合型大街道治理新路径。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当前驻村干部的功能定位及考核要点

国家下派干部深入基层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传统。在支农惠农的背景下，国家力量随着驻村干部直接进入村庄。一些地区采取捆绑式考核办法，使得驻村干部对村级工作负全部责任，造成村级工作行政化，影响基层治理效能。完善驻村干部制度关键是坚持基层治理“双轨制”，考核时应将驻村干部与村干部作出区分，避免干部驻村挤压基层群众自治空间。     

村规民约创新及价值分析——以“乡村典章”为样本

“乡村典章”作为全国第一部村民自治特别法。通过村民的广泛参与，理顺了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村级事务的透明度，加大了群众监督的力度，从而在源头上减少了产生和激化矛盾的可能。“乡村典章”制度创新是村治实践需求、政府治理需要、村民和村官利益博弈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对其他地区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村规民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泛的样本价值。     

“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特征、问题及其运行风险 ——以长三角农村地区为例

我国发达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引领了全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风向,对其特征、产生机制和问题地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般而言,由于面临巨量的治理任务,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不仅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的特征,而且因为具有充足的治理资源而拥有较强的治理能力。总体而言,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植根于当地的社会基础之中,二者相互匹配。由于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仍然是一种强行政控制模式,其本身存在着窒息基层治理活力、导致制度空转的风险。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仍然需要不断改革创新,通过坚持分类治理的理念,推动多元共治主体的实现,通过培育治理的社会基础,推动新型社区文化的形成,通过推动三治融合,进一步健全德治、自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村庄女性化格局下妇女政治参与困境及其消解

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渐趋加快，我国农村村庄呈现女性化由趋势逐渐演变为格局。农村公共领域对妇女的有限开放和女性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安排，使妇女进村“两委”数量有所提高，但在村级治理的政治资源分配中仍居于最弱势地位。在村庄女性化这一特定背景和形势下，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制度整合和文化形塑，改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环境，疏通妇女政治参与的渠道，优化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主体性条件，以消解村庄女性化背景下妇女政治参与的困境。     

“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

在当下中国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趋势愈加显著;其背后的问题是现有实践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背离,以及村级治理体系的混乱。既有研究多聚焦在村级治理的微观制度、运作机制方面。但如果将视野放宽,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基层社会"构成"与"整合"的重要政制问题。通过对当下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实践类型、成因与制度后果的分析,以及历史上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动员、秩序维护的几种"理想类型"政制方案的考察,可以获得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个宏观约束条件:农村的战略定位、国家基础能力和意识形态塑造。依此分析框架,对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可以提出一个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方案,形成"行政—基层党组织—自治"的三元构造。     

推行“三百”工程 探索“三治”有效路径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求“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基层治理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近年来，湖北省谷城县聚焦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党建引领，按照“自治利民、法治安民、德治聚民”的理念，     

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