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防空识别区规则是否存在分歧?

美国"空识区"规则对其他国家影响极大,在一定程度上是该领域国际惯例的基石。对比中美"空识区"规则可以发现,二者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分歧,中国"空识区"规则符合国际惯例。美国"空识区"规则在适用范围上"有意模糊"民用和军用航空器之间的区分,其在实践中并未将"空识区"规则适用于军用航空器。美国此举主要是为了便于其军用航空器以传统的"公海航行飞越自由"为根据,在他国"空识区"和专属经济区肆意行事。目前,并无国际公法限制各国的"空识区"规则,尤其对于军用航空器,尚无明确保护沿海国安全利益的国际公约。针对"空识区"相关问题,中美两国应充分利用已有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及时进行磋商,加强合作并管控危机。     

法国在文化产品贸易领域的国际主张与国内政策研究——以视听和图书出版为例

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各国对其在贸易中的地位长期存在争议。法国一直走在文化产品贸易保护阵营的前列。在国际层面，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法国提出“文化例外”主张，在GATS承诺表中，未对视听部门做出承诺，对图书出版做出有限制的承诺。在WTO协定中设立“文化例外”条款的尝试失败后，法国提出“文化多样性”理念，并推动《文化多样性公约》签订，为文化产品贸易例外提供国际法基础。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法国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通过《文化合作议定书》或“文化例外”条款排除视听服务，通过正面清单开放图书出版服务。在国内层面，法国将立法保护与补贴激励相结合，实现保护本国市场、促进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三层目的。考虑到本国在国际协定中对不同文化部门做出的不同承诺或保留，法国在适用对象、受益主体等方面制定了不同的法规和补贴，以与国际规则相协调。综上，法国在文化产品贸易领域的国际法主张和国家实践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同时，又通过适当的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对我国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控权抑或效率：法国有组织犯罪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经验与启示

有组织犯罪历来是世界各国预防和打击的重要犯罪领域，而如何实现“控权”与“效率”价值平衡是有组织犯罪刑事程序规则问题研究的重点。为有效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国围绕“控权”与“效率”问题，通过采用专门立法模式制定了有组织犯罪刑事特别程序适用规则，如案件管辖及冲突化解规则、涉罪财物保全与处置规则以及特殊侦查措施适用规则等，其规则体系的预防性立法特色明显、一体化程度高，但也存在程序易被泛化适用、恢复性司法重视不够等问题，其立法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未来我国应以“控权—效率”为主线，在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兼顾司法效率的总体思路上逐步完善有组织犯罪刑事程序规则体系。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解析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制度选择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缘于大国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本国私利的倾向。它是一国基于对制度收益的权衡，针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行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实施的国际经济制度战略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制度“武器化”的趋势。自美国对华态度从“接触”转为“竞争”以来，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在“竞赢中国”这一相同战略目标下选择了迥异的国际制度行动。这种差异缘于他们权衡个人选举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制度战略偏好，进而塑造了其能够实现自身目标诉求的有效方略。奥巴马在较小选举压力下能够着重追求战略利益，全力推动旨在“规锁”中国的TPP谈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选举利益主导下以制度破坏方略对中国进行的直接打击；拜登试图在选举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新国际制度，利用制度组伴方略推出IPEF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在最大程度上保全自己选举利益的同时选用新型“制度武器”助力同中国的战略竞争。     

马六甲海峡过境通行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博弈及其启示

围绕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制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沿岸国同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等使用国在二战后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博弈,最终创造性地达成妥协,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之时确立过境通行制度.本文尝试基于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各方的博弈过程,将过境通行制度视为对各方共同认可的权利分配方式的制度化表达,并认为诉求重组是其关键成因之一.一方面,三个沿岸国于谈判前期解决了彼此的领海争议,逐渐形成统一的诉求并不断重申;另一方面,使用国围绕共同目标分别提案,并彼此应援,试探沿岸国的让步空间.最终沿岸国缩小了领海主张,确保使用国船舶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海峡;使用国则减少了对沿岸国的干预,使其得以独立行使主权和管辖权,从而达成多方共赢.本文通过个案研究,探析大国与小国针对特定议题进行博弈并达成共赢的内在机制,对南海通行规则相关问题的化解应有所启发.     

新加坡网络内容管理的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作为世界网络互联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网络内容管理方面采取“三管齐下”的方针，一是实施轻触式管理制度，二是鼓励行业自律，三是加强公众教育，提高网络安全意识。近年来，随着网络应用的日益广泛，新加坡出台了《分类许可证制度》、《互联网操作规则》和《垃圾邮件控制法案》等政策法规以完善其网络管理。新加坡网络内容管理既实行严格的法律制度，也实行价值观宣传等柔性管理政策。新加坡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符合其本国历史文化及发展实践，还随着网络的广泛应用以及政府的重视而日益完善，其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朝鲜半岛研究世界化的现状及课题

一 前言:韩国学的概念及其课题 韩国学(Koreanology)是关于韩国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综合研究,以阐明“韩国”的性质为目的。“韩国学”一词在现实中经常被使用,但对其学术定义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1899年1月9日《皇城新闻》评论首次使用与“外国学”相对的“本国学”一词,而且在1896年5月30日的评论中曾出现可以视为“韩国学”起源的看法,即“朝鲜人谁也不详悉自己的国家有多     

德国专利法及其判例：“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的演进

专利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专利法因此构建了复杂叉系统的权利限制制度，而“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是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论文对“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在德国立法博弈中的历史脉络和司法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立法领域，通过对“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法律条文在1968、1981和2005年专利法中的修订，该原则已经明确适用于带有“营利目的”的试验；在司法领域，该原则的解释也逐渐放松，从而更加注重社会公益性。     

美国转基因食品管制制度研究

美国是世界上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其管制转基因食品的法律制度独树一帜,有别于大多数国家的制度。在管制理念上,美国主张“可靠科学原则”,强调管制必须以科学证据为基础。在管制方法上,美国反对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不同于常规食品的特殊管制方法,而是同样适用“自律”管制,要求食品开发商自行确保食品安全。美国也不认同消费者的”知情权”,因而不要求在转基因食品上张贴强制性标签。美国的经验不合适我国国情,但其完善、和谐的管制理论体系却值得我国借鉴。     

国际规则的弱化: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变国际规则

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对于国际秩序颇具冲击性的做法,美国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国际规则的广泛冲击是特朗普政府高度一致性的政策,其行为逻辑包括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改变原有的话语体系和“适当性逻辑”,不以盟友和对手作为政策区分的基本依据,强调获取明确可见的实际利益,在手段的使用上,通过广泛的极限施压等方式表现出与以往很大的不同。特朗普政府冲击国际规则体系的具体做法包括,对无益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直接退出、对已经运行良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瘫痪已有国际组织的职能或降低其行动能力、在规则外自行其是等。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造成国际体系中规则弱化的现象,对国际规则的长期有效性将产生深刻影响,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探讨的现象。     

法国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中的属人管辖权制度评析

一、法国属人管辖权制度简介属人管辖权制度是以当事人的国籍为连接因素行使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制度。该制度渊源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并为受该法典影响而形成民事立法的其他拉丁法系的国家所采纳。法国法律充斥着国家主权原则的思想,对本国国民的保护原则在其管辖权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相对于确保管辖权的国际协调,法国的管辖权制度具有明显的绝对国家主权性质而不利于外国人。该法典第14条规定:“不居住于法国的外国人,曾在法国与法国人订立契约者,因此契约所生的债务的履行问题,得由法国法院受理;其曾在外国订约对法国人负有…     

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与韩国的经济“起飞”

1961年，肯尼迪政府依据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制定了新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政策。在新方针的指导下，美国努力减轻对韩国的经济援助负担，积极鼓励韩国遵循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走向“起飞”，最终成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外部动力。美国对韩国的开发援助政策存在悖论：一方面接受甚至促使朴正熙政权广泛干预经济，协助当地政府制订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另一方面又以韩国为“样板”浮夸式地宣扬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对欠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推动作用，抵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第三世界的传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目标与手段的分离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漫漫谈

<正>1.“毒”步天下美国无端宣布制裁13个中国实体与个人，理由是其参与跨国销售非法药品生产设备。然而，美国自身的芬太尼滥用已严重泛滥，每年有数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民众俨然已成“阿片傀儡”，旧金山街头的毒瘾“僵尸”也闻名遐迩。华春莹发文并配图：2019年5月，中方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整类列管芬太尼物质，为防范其非法制贩及滥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5%，却消费了世界80%的阿片类物质。     

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海上封锁“规则”

现代意义的海上封锁是一种经数百年演变而来的制度,其相关国家实践肇始于大航海时代,并随着军事科技及应用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目前认知的“国际规则”。关于海上封锁,尚不存在“公约”之类条约法,其仍主要由习惯国际法调整。从实践历史来看,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海上封锁案例占绝大多数,而涉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海上封锁案例较少,且自二战结束迄今更少有广为认可的具有实效性的“合法”先例。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海上封锁法”的首要关键是解决交战团体的承认问题,亦当遵守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相关封锁“规则”,尤其是“日内瓦四公约”所确立的国际人道法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皆系“平时法”,在“战时”对于交战各方而言将被海上武装冲突法取代,“封锁区”及周边相关海、空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与民航空管安排亦难免受到影响。     

苏联的人民自治与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比较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已历尽三十八载风雨,在其间他们根据实际遇到的问题,不断地探索和完善着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已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自治经济政治体制,社会主义自治的精神和原则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苏联的社会主义人民自治从安德罗波夫提出迄今亦已几年。过去苏联一直把社会自治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而将其排除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外。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才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思想并把“日益全面地实行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作为现阶段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战略方针。苏共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还列专章论述了人民自治问题。     

日本文化与当代教育课程改革

日本,一直被称为谜一样的国家。作为一个处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既崇尚东方儒家传统道德又“嫁接”了西方文明成果的国家,作为一个在文化和国民性格上具有双重性而以“杂种文化”、“合金文化”或“苹果梨文化”等著称于世的国家,其独特的文化与国民性不仅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的关注,同时也受到其他如课程专业领域研究的重视。实际上,作为一般逻辑规则,任何一个国家的课程改革在方向与进程中无不会打上本国或本民族文化的烙印。重要的是,从文化透镜去审视日本教育课程改革,不仅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日本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实践,同时对于促进反思我国…     

美国的政治腐败和反腐败

美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一个严重的腐败时期 ,这一时期是通过文官改革运动和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等社会改革运动来结束的。这些运动推动了行政部门结构性的变化 ,使政府改变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建立旨在进行自我约束的“政府道德标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看作反腐败的一个主要措施。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还逐步设立了监督执行道德标准的机构 ,其主要关注在于事先预防 ,而不是事后惩罚。而国会制定的《政府道德法》成为对政府道德的法律制约。该法在 1 989年被扩大到适用于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国会道德规则的改革围绕着禁止国会议员接受酬金进行。在美国 ,由于私人经济部门中的行政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职位转换是惯常现象 ,防止“利益冲突”就成为防止腐败的一个关键。防止腐败并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官员的个人道德 ,更重要的是依赖法律和规章。     

制度嵌入与“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数字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为其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美、日、澳、韩等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并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东盟进行渗透。数字经济治理是IPEF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以此达到抑制“数字丝绸之路”、拓展“印太”市场、主导数字时代经济治理格局和安全格局等目的。文章从制度嵌入的视角理解IPEF在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并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分析IPEF对东盟数字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影响，阐述IPEF成员加深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能给东盟数字经济治理带来的变化，由此提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措施建议，以巩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成果，从而打破IPEF对中国的围堵。     

单边与多边之间:特朗普政府退约的国际制度逻辑

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体系运转的广泛关注。退约本质上是为了协调国际制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国际制度理论对退约的研究相对忽视和不足,尽管“制度困境论”“制度互动论”“制度收缩论”和“制度现实主义论”等学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但仍需要明确退约在现有国际制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究其原因,制度主义在研究设计中用“背叛”研究把退约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而制度扩散长期掩盖了制度退出的影响。本质上,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是一种关注稳定大于变动的理论。为此,文章从制度要素出发,提出退约具有国际制度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即从制度成员身份、条约义务偏好和后果不确定性程度这三个方面对退约进行动态把握。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是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不会给当前的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合作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美国退约后的国际制度行为,中国应高度重视,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维度加以全面审视,而非简单地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同时,中国在必要时需要重新审视退约作为外交战略的可选工具,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美国最高法院完成全面右转

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在“罗诉韦德”案中裁定妇女堕胎权受美国宪法保护，2022年在“多布斯”案中又宣布美国宪法根本没有规定妇女享有堕胎权。同一法院在两案中做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原因不是美国宪法相关条款被修订，而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构成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派人士逐渐替代了数位自由派大法官，至2020年则完全掌控了最高法院。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最高法院对诸多宪法条款做出了与前不同的解释，涉及领域包括竞选开支、公民投票权、宗教信仰和政教分离、枪支管制、政府监管以及堕胎权等，可以说是完成了一场相当全面的反自由主义的司法革命。根据美国宪法，非民选的司法部门应在一个总的民主框架的制衡下行使自己的权力，近些年来这种制衡力度有明显削弱趋势，出现了所谓“少数票法官”。一方面法院权力上升，另一方面对法院的制衡下降，这种情况已经而且将继续挑战美国现行的宪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