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30年回顾：软实力运用的成效、挑战及提升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运用经济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外交软实力、制度软实力逐步提升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在东盟国家的软实力运用还存在缺乏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不足、对东盟国家的研究不深入、可行性分析和预测不够等内部挑战,以及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信任赤字和域外大国干扰等外部压力。今后,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参与主体、深耕人脉建设,加强人才培育、注重国别研究,加大政策协调、建立评估机制,发挥“Z世代”作用、讲好中国故事等路径来进一步提升在东盟国家的软实力作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台湾与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探析

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地区一直是台湾的"外交重镇。在该地区,台湾有它过半数的所谓的"邦交国"。它们毗邻美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这些"邦交国"是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重要发声者与支持者。这使得台湾当局对它们都不敢掉以轻心。然而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日益稳固。出于整个国际环境和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少拉美的台湾"友邦"已经出现离心迹象,甚至开始谋求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其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已名存实亡,台湾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前景日益暗淡。这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外交礼宾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开研究。外交礼宾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能,是外交活动最直接和最显著的表现。由于礼宾工作操作性强,学理性相对薄弱,受重视程度与其在外交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本文试图从外交礼宾的视角探讨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以期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解。自改革开放至2012年,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外交礼宾具有国际化与简化的特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礼宾发生鲜明变化,在国际化的基础上呈现出大国风格与大国气象。外交礼宾礼仪是表象,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的内政、外交、国际化进程以及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中国外交礼宾发展变化的梳理,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格局与气象。     

战略关键期的中国外交大转型:动因、任务与特色

当一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使其既定外交政策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时,该国外交就必须进行转型与调整。21世纪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了战略关键期,中国外交必须因时而变。中国外交大转型具有特定的"中国动因"。中国外交大转型的"中国任务"是由特殊历史境遇与现实国情共同决定的,需要在外交指导思想、外交目标、外交服务对象、外交形态与外交机制等方面做出调整。但与历次外交转型不同,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对国际安全新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诸多挑战,中国外交急需转型,中国政府急欲转型,但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国内的全面改革。     

中国与东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机制若干问题探析——兼论湄公河流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之立法构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交流日益密切,与此同时中国边境地区跨国犯罪已经逐步成为一个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糯康案"的发生加快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的进程。本文以中国与东盟国家执法合作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从国际公约、区位特征以及各国司法现状等方面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推进措施,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作出初步探索,在行文中也兼顾探讨湄公河流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的立法构想,为进一步深化区域刑事执法合作完善制度构建。     

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

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其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误解与幻想。作为一种外交活动的公共外交是现代大众政治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在从强调"公众"走向强调"公共"的新公共外交阶段。作为公共外交理论硬核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实践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形象的取向。成功、主动的公共外交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过于偏重文化途径,但造成当前中国公共外交被动的原因主要还是战略性和价值观层面的。随着中国的社会性成长,新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如何既充分发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热情,又能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本性,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方向。     

大国性外交:中国地区崛起进程中的主题与实践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当属于大国性,这种大国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一个历史进程,大国外交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时代主题特征,大国外交伴随着大国崛起进程对当下以及今后中国外交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理解新形势下中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外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寻找中国外交大国性的重点布局以及主题实践。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实践来看,周边地区是中国崛起的主要战略依托,并依此重点以经济外交为主要着力点,构建中国在地区崛起的大国秩序。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系

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选择。中国长期奉行睦邻友好的政策,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不仅改善本国周边安全环境,而且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升至“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地区经济、科技、文化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得到全面拓展。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风范。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南海危机与地区视野下的预防性外交——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南海地区正处于"脆弱的平衡"态势被打破、新的战略均衡尚未形成的历史阶段。南海问题的特性和南海危机情势的发展决定了南海冲突难以避免。为有效、适度地管控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的南海危机,加强各方对预防性外交的共同认知,从目标、风险、手段、规范和机制等方面入手,着眼于地区视野开展南海预防性外交尤为必要。作为南海争端的声索方和地区安全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改变以往被动反应的行为模式,综合运用"消极"的预防性外交与"积极"的地区合作两种方式,以议程为导向,构建多元、多层的结构和进程。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彰显鲜明中国特色,即旗帜鲜明地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与倡导涵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理论自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与"两个决不会"思想,对当代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进行深刻洞察得出的重要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历史哲学高度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体现出深刻的理论思辨与理论创新精神。习近平外交思想富于鲜活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敏锐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以新型全球化理念积极引导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使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升华,开辟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研究——以孔子学院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向前推进,"一带一路"的成效已在中亚地区释放出较大的活力,孔子学院作为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结晶和重要文化交流平台,增进了中国与中亚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一带一路"背景下,孔子学院是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中亚地区孔子学院要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授到世界各地,为中国和中亚地区国家文化外交提供有力支撑。     

蒙古国多元外交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冷战后蒙古基于国家利益考虑,确立了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其中,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及与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构成了蒙古外交格局的三个不同层次,即与俄中两大邻国保持"等距离"关系是其外交格局的基础;与"第三邻国"发展双边关系,确立外交格局的"多支点";参与各层次的国际机制,谋求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再保障"。蒙古的多元、平衡外交对地区格局的影响较为复杂,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加以考虑的。     

中国外交转型与制度创新

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在经历复兴,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随着外交议题向其他领域扩散,外交制度呈现"分散化"和"集中化"两个显著的趋势。通过关注和追踪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可以发现,发言人回答记者问题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交议题扩散的方向、规律和特点,也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外交在国家层面上协调需求的增加和外交部职能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制度的特色和优势,在应对外交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时应加强政治领导、统一思想,完善组织领导、突出协调,强调顶层设计、狠抓落实,这些都是当今中国外交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的东南亚外交战略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出现了复杂的国际关系。根据这一状况,邓小平围绕外交服务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原则,利用中美苏"大三角"的基本格局,继积极促成中日、中美关系大转变之后,又适时把东南亚外交置于中国外交的优先位置。邓小平认为,东南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华人华侨分布广泛,对中国周边安全、经济建设以及战略布局都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判断,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从"排除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坚定支持东南亚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和"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等几个方面,对中国的东南亚外交进行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布局。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发展、挑战与对策

人文外交是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旨在推动中国人民与中东欧国家人民的心灵沟通与良性互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人文交流启动较早,通过文化交流、人员交流和思想交流,人文外交正朝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方向快速发展。当前,中国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挑战。中东欧国家对华负面认知和疑虑、中东欧各国国情的差异、信息媒介传播变革以及乌克兰危机等问题,是当前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需要把人文外交作为中国构建、强化自身特色鲜明的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选择,提升人文交流的水平。今后,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将在中国对欧外交总体布局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睦邻友好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出访东南亚三国纪实

睦邻友好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副总理出访东南亚三国纪实江培柱东盟国家与我国东南边陲相邻，战略地位重要。但７０年代这些国家在华侨、华人以及我国与该地区国家共产党关系等问题上，对我有戒心，在对苏、越的看法、做法上同我也不一致。为对这些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文化认同及思考

文化认同是建构主义用来解释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对于将双方关系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向前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文化认同需要进一步深化。同时,对于中国而言,对东盟国家开展积极有效的文化外交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中国东海沿岸地区文化在东亚各国的流布与影响

中国东海沿岸地区的文化与东亚其他国家关系极为密切。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吴越民族,经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渠道,将自己的文化形式与文化习俗东传到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促进这一地区与东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因素,主要有移民、商贸、外交等等。在历史上,这些活动都曾对中国与东亚各国沿海地区的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