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成地方领导中坚

多名年富力强的中央部委司局级官员近期赴各省份任职。外派基层的“京官”基本都属于“60”后官员，年富力强，而且学历高。     

浅谈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路径

近年来"官员雷话"曝光率提高,其背后的原因是公务员绩效评估中的公众主体缺位,以此作为研究视角,从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主体现状谈起,探索公众参与公务员绩效评估的具体参与路径,力图推动我国公众真正纳入公务员绩效评价主体,保证政府官员真正为人民服务。     

四川培训基层公务员的探索与启示

基层公务员在推动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基石作用。针对基层公务员处于培训薄弱环节的情况，四川省2007年实施“基层公务员轮训工程”，采取“类别化＋带动式＋效益观”的培训模式，大规模培训乡镇、街道、执法一线等基层公务员，基层公务员能力素质明显提升，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多元政绩竞赛：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新解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注意力分配的视角，从“创造政绩的约束条件”以及“创造政绩的理性选择”两个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赛的本质是地方官员在有限注意力前提下针对不同行政任务的注意力分配基础上的多元政绩竞争。对中国地方官员多任务竞逐的经验加以考察并进行类型学建构，可以发现地方官员面临着运动性任务、竞逐性任务、日常性任务以及约束性任务的多目标考核。在此基础上，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竞争呈现出“直通赛”“锦标赛”“资格赛”“淘汰赛”并存的多元政绩竞赛格局。对“多元政绩竞赛”分析框架的“小切口”建构，有助于为进一步认识“地方官员行为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大问题”提供新的进路及可能。     

广东省将首次从外来务工者中选拔50名基层公务员

广东省近期将面向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四类人员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基层公务员共400名。其中，将首次从珠三角地区企业的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中选拔基层公务员50名。     

慎提“跨越式发展”

在中国，“跨越式发展”已经变成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上至国家领导，下到草民百姓，不论是政府官员、学者文人，还是企业老总、基层职员，总是把跨越式发展挂在嘴边。高铁就是在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下高速发展起来的，但随着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发生，引发了人们对跨越式发展的思考。     

“倒查”干部提拔过程

针对频有官员被曝“失踪”，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指出，官员外逃与全党新一轮反腐风暴有着密切关系。要解决腐败问题，认识上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去思考设计，下决心改变多年来仅从技术、战术层面上加强对官员的监管和防范。责任倒查是一种从战役方面解决腐败问题的机制。     

警惕“雅贿”

“雅贿”又被称为“优雅式贿赂”，是行贿者为了讨好附庸风雅的官员，适应贿赂新需求，而在贿赂方式上产生的新变种。“雅贿”一改以往赢接送真金白银、皮袍、人参、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等传统做法，摇身变成了给官员们送他们喜欢的玉器、青瓷和名人字画等。     

省部级官员如何被问责

从“无法查依”到“有法可依” 行政问责成为热词始自于2003年，但此前省部官员被问责情形亦无法略去。据统计，从1982年至2003年共计9人见诸公开报道。     

灾后重建绩效会影响官员晋升吗？——基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考察

选人用人工作任何时期都在进行，而学界对官员晋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常态化的分析维度。为弥补这一不足，厘清非常态下的官员晋升规律，本研究聚焦汶川地震受灾区，搜集、整理出263位县级“一把手”数据来系统考察灾后重建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重建绩效和社会重建绩效能显著增加县级“一把手”晋升概率，但对党政“一把手”晋升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此外，良好的社会重建绩效能加快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晋升速度。研究结果表明，“一把手”官员在重要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会成为上级部门干部任用决策时的考虑，这一发现拓宽了官员晋升的研究范畴，能为完善非常态时期人事管理工作提供一定启示。     

蜕化官员的九大“画像”

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旬，不知所云。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官员一点儿都不新鲜，一些官员平时根本不注重学习，一天到晚看似十分的忙碌，但却从来都忙不到“点”上，成天奔波于各种不必要的应酬当中。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道歉”之后怎么办？

政府和官员向市民和公众道歉，现在已经屡见不鲜。相对于以前政府官员在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发生后的“默默无闻”，现在能勇于直面工作中的失误、错误，的确是一大进步。但是，如果工作频繁出错，频繁道歉，甚至把道歉当时尚，道歉也就成了一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作秀”行为。     

我国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

实施官员问责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官员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施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应从明确基层政府各部门职责、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完善问责制法律法规、强化媒体及公众的监督力度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现状。     

论基层政府官员法律认知的现状与提高

基层政府官员的法律认知依然陈旧，法律国家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浓厚，缺乏公民意识，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仍不相适应。应当从增强自我审查意识、增强为民服务意识、明确现代法治政府的正确定位、树立和培养公民意识等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原因与对策——从公共选择视角

地方政府官员诚信缺失的真正根源在于公共选择的基本规则:官员选择标准中对诚信重视不够,政治市场对官员自利行为监督约束不力,领导体制中对官员失信责任划分不清,管理体制对基层官员责任设定的不当,以及对权力寻租治理不力,都是导致官员非诚信行为的原因。重建地方官员诚信必须从改革公共选择制度入手。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上突破

自2003年“非典”时期一大批各级官员因未能履行职责而被就地免职以来，“官员问责”制开始走进人们的政治生活。这表明我国对重大事故、事件中失职的官员进行问责已经付诸实践，责任政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树立权责对等理念，建立责任政府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的举措。，     

中国政府官员规模问题研究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但是,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可发现,中国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绝对规模过大,而是比例、结构不合理和“运行性过剩”。要打破“数量屏障”,避免人云亦云,理性地分析政府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官民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农业人口和政府职能,是制约政府规模的五个基本因素。在21世纪初,以中国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为基础,政府官员的合理规模,应该是控制在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官民比”在纵向政府间应当逐层次降低;要分阶段调整政府官员规模。目前对政府官员规模的控制要“适度从紧”,将来有条件时再逐步到位;要重视调整官员结构,包括文化、年龄和专业结构,也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配比关系。     

官员迷信究可哀

近日．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的“我国县处级官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得到了一批实证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县处级官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而且这些官员中，大半家里设置佛堂．每天香火伺候。反之，只有47．6％的县处级官员表示不相信迷信现象。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的县处级官员，不同程度地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