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

中国现存的法律解释体制将法律解释权集中于不参与司法实践的有权者手中,使得司法审判的主体——法官在处理法律解释问题上处于一种尴尬地位,严重违背了法律解释是为了更有效地适用法律的目的。通过法官解释法律的现实依据、本质特征、矛盾及矛盾分析、前景四方面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进行分析,并由此确定法官解释法律的地位。     

促进我国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的若干思考

司法程序的公开化和公民表达自由的实现是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的基础。媒体与司法之间不应处于紧张和对立的局面,而应共同追求社会公正与正义,二者所实现的价值具有内在一致性。但是二者的价值实现方式、运作规律的不同以及我国媒体官方背景的色彩、公民法治素质和政治文化水平的程度均导致媒体与司法外在的冲突。我们应在培育公民理性的法律文化、保证司法体制独立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法庭和媒体规则的设计,灵活运用现有法律规定,强化媒体自律机制和建立法院与媒体沟通机制,使我国的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始终保持和谐共处、良性互动的局面。     

关于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思考

评价地方性法规质量高低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法律标准,即"不抵触原则";另一条是实践标准,是指"有特色"和"可操作"。不抵触原则是指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相冲突、相违背,并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精神实质、基本原则相冲突、相违背。"有特色"是指地方立法要充分反映本行政区域经济、政治、法制、文化、风俗、民情等对立法调整的需求,注意解决本行政区域突出的、而国家立法未能或者不宜解决的问题;"可操作"是指要求地方性法规要加强民主立法,正确处理公权与私权、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完善有关立法的程序规定。     

中国的宪政与宪政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经验、问题、发展动力及实践走向

"宪政是民主的政治",它既有普遍性的价值准则,又有与特定的民族国家相联系的特殊内涵。宪政的中国语境、经验、问题及成因、问题的解决之道等都是中国特色宪政的重要内容,可谓"中国的宪政",随着宪政建设的各种障碍性因素的消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将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过程是宪政的中国特色进一步彰显的过程,又是和宪政文明的普遍性原则不断契合的过程。     

涉海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冲突解决的路径分析

2015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主体大幅扩容,造成央地立法规范的大量冲突.海洋环境是环境保护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的体系内容,涉海地方立法已成为常态.涉海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依据及效力范围不同,且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在湿地保护与海岛管理等方面均存在条文冲突,属于近位法律冲突,造成涉海法律体系融贯性阻滞.现有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冲突解决仍仅适用提请裁决机制,已然无法满足现存及未来大量规范冲突解决的现实需求.基于立法科学性立场与融贯性要求,应及时出台有关近位法律冲突解决的法律解释性文件,具体可以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统一性指导意见作为基本形式构造.坚持国家利益优先,明确法律位阶高低,以地方立法特色作为原则指引,以沟通协调机制作为程序保障,从实质与形式两个方面保证涉海立法的融贯性.     

我国宪法解释若干问题研究

宪法解释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够阐释宪法的精神,补充宪法缺漏。宪法解释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维护宪法尊严,为及时地解决宪法冲突提供有效的机制。我国应当选择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解释主体,同时在我国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不论是从立法效率还是司法效率来讲都能够发挥宪法最大的作用。     

法律解释适用中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正式有效的法律解释是法的渊源和表现形式,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在适用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宪法解释不仅至今未见,且缺乏具体程序规定;立法解释的数量少,权利机关也没有切实担当起解释法律的重任;司法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及权限范围不清,造成部分司法解释在事实上行使造法职能;部分行政解释与法律精神相背离,部门保护主义色彩浓厚;地方解释不仅随意性大、缺乏统一的程序规定,而且具有地方利益的色彩等。因此,寻找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源,提出解决的基本路径和对策,对于完善法律解释制度和增强适用中的合法与有效性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

能动司法本质上是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立法权的侵蚀。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体现了法律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应作为能动司法的边界。依据宪法,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解释宪法,司法机关没有宪法解释权。但通过人大常委会"督宪权"与司法机关"司宪权"之不同层级的分工,司法机关应享有默示的授权以对普通法律做合宪性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即在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之间构筑了联动关系。     

谁在解释行政法——对行政法解释主体的思考

法律解释作为一种解释现象,存在于人类法律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不同领域的法律解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特性。谁在解释法律实际上是法律解释主体的问题。对法律解释主体范围的界定取决于对法律解释场合的认识。对行政法的法律解释不仅存在于行政司法审查的过程中,也存在于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法官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解释行政法,公务员在法官解释行政法之前的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也在解释着行政法。     

大陆与澳门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法上的冲突与合作

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的规定，澳门回归后，其原有的法律基本保留。 因而使中国大陆同澳门两地的法律冲突和司法协助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根据研究，笔者认 为采取分阶段的递进方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民事裁判中法律解释方法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作为法律条文与个案契合的接点,法律解释与司法实务密不可分。笔者拟以民事裁判为研究视角,分析传统法律解释方法在个案中遭遇的瓶颈,提出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要有新的发展,就必须走出"围城",突破规范法学研究领域,积极融入到中国当前转型社会的大环境下,将法律逻辑与法律价值判断相结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一般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寻求法律解释思维的创新。     

论建设现代中国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是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70多个国家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说,没有司法审查制度就没有宪政,没有司法审查制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法治、监督,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文明。(一)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状况、宪政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其采用的司法审查制度在主体、内容、审查对象、作用范围等方面的不完全相同。各国学者对司法审查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从各种对司法审查概念的不同表述中可以看出,司法审查有如下特质:1.司法审查的主体是法院。一般认为…     

困境与出路:“美丽中国”法律保障的反思与前瞻

当前我国在美丽中国的法律保障方面存在立法技术滞后、回避矛盾,制度设计不当、保障不力,执法体制不顺、能力不足,司法保障不力、功能错位,公众知情受阻、参与受限等深层次的困境。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基本法与单行法协同、行政与司法并举、管制与市场并用、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未来应当从提升立法质量、改革执法体系、强化司法保障和扩大公众参与等多个层面着力改良法制,进一步健全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     

我国人大民主发展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制约问题及其破解之道

任何政治体系的存在和维持都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持。以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政治文化至今仍以亚文化形式广泛存在于我国社会生活,制约和困扰着以现代宪政体制为标准确立的代议民主——人大民主。为此,在建立和完善人大民主制度和机制的同时,必须致力于加快构建现代政治文化。     

农村群体冲突现状及法治化解决之障碍——对广东、陕西部分农村地区群体冲突的调查

冲突之法治化解决途径包括三个层面:司法、法案与立法、举报,目前农村群体冲突之法治化解决并未占冲突解决的主导地位,农民与基层政府在冲突中往往采取许多非法治化的解决办法,出现一些误区和困惑。农村冲突解决法治化面临三种障碍:体制、法律、传统习惯。     

论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

行政指导在我国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与宪政理念和价值是相冲突的,也与"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原理相悖.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行政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行政指导接受司法审查不仅有必要,而且具有可能性,关键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指导行为司法审查规则.     

内地检察工作与香港刑事司法协作的思考

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与香港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密切，涉及两地的各种犯罪活动也相应增加，香港回归后，原有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基本不变，这就使在惩治犯罪等司法活动中必然产生内地与香港的法律冲突和司法协作问题。现在距离香港回归只有不到400天时间，研究’97后内地与香港如何开展刑事司法协作方面的问题已十分迫切。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一、’97后内地与香港建立刑事司法协作关系的必至性…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正当性分析

最高人民司法解释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存在了五十多年,现有法律制度的需求是其长期存在的原因。从正当性层面看,司法解释的存在是一种宪政秩序下司法权的正当配置要求,也符合传统民主政治下的权力结构,但司法解释本身体现的专业性并非总是符合民主的要求。司法解释本身并不是造成统一法律体系与稳定规范性秩序难以形成的原因,相反法治秩序的形成需要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规范化,通过司法专业化和实践相结合发挥对法治的构建性作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下）

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宪政是世界宪政发展史上的崭新课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崭新课题。特别是宪政作为舶来品，如何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衔接，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相一致，不断夯实社会主义宪政的理论基础，努力增强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真正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战略任务。当前，需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作深入探讨和努力。     

司法问题的宪政之维

司法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立法、司执法的方方面面,涉及到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资源和权力的协调再分配,随着司法改革工作的广泛开展,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其间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我们应树立大司法观,从宪政分析中寻求理论支持,从宪政体制的角度统筹分析与考量司法权的固有属性,将其作为改革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原点。通过司法改革,改善和调整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联系,从而实现司法权的复位,并将司法改革纳入宪政建设的总体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