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内蒙古东部地区汉族移民蒙古化现象——以李姓一家为例

18~20世纪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汉族移民问题是我国区域社会发展史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随着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天灾人祸、社会制度等因素,许多中原地区汉族移民开始迁入内蒙古东三盟地区,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内蒙古通辽市李姓家族经过四次移民过程,在民族性质、生产生活、语言文字、婚姻、习俗等方面发生了鲜明的变化,较为清晰地展示了汉族移民到内蒙古东部地区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工程移民特性的理论分析

我国有大量的工程项目位于多民族地区，在因工程项目而搬迁的移民中，少数民族移民占相当比重。民族地区由于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文化多元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系统。工程移民尽管是一项经济性活动．但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局限于经济行为．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复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条件下。更是如此。     

论两宋时期乌江流域人口流迁对民族交融的推动

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地区,因其资源丰硕和远离中土,一直成为外来移民迁居的理想之地。宋朝建立以后,在封建朝廷立足当地深入统治和各种优惠政策的共推之下,众多外来人口陆续移迁到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不同形式移民纷纷扎根乌江流域,不仅大力推动了本地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而且有效推进了本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论河套文化对民族文明的贡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文化作为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需求而被保护发展创新，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思考河套文化时，特别是要思考文化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各族群的生计方式。在河套地区的历史进程中，战争、移民、屯田、交往等活动，不仅使生产要素在各项活动中得以重新配置，也引起了文化的摩擦与冲突，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使文化多元化成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平台，并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持。     

清朝中后期广西武宣县族群关系探析

清代,大量外来移民进入武宣,使武宣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族群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在长期的杂居与聚居生活中,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有经济上、文化上的冲突,乃至武装械斗,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各个民族、族群之间逐渐走上相互融合的道路,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了融合。     

清朝中后期广西武宣县族群关系探析

清代,大量外来移民进入武宣,使武宣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族群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在长期的杂居与聚居生活中,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有经济上、文化上的冲突,乃至武装械斗,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各个民族、族群之间逐渐走上相互融合的道路,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了融合.     

清代移民与汉彝交流探讨

清代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汉族移民的进入密切相关。本文主要探讨清代汉族移民在四川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 ,指出汉人在彝区从事的农业、工商业等经济活动 ,加快了彝族社会的发展。汉彝各族在社会经济交流的同时 ,文化上也相互渗透 ,促进了民族间融合     

哀牢山苏氏移民文化的三次变迁

民族迁徙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推动了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的交流，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民族迁徙既是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的产物，就难免存在消极因素，特别是使边地移民村落更加闭塞，更加贫困落后。但与此同时，边地移民村落也以贫困落后为代价，更多地保留厂传统文化。为适应变迁的环境，边地移民村落文化形成厂它自身的特征。本文就是着重探讨这类移民聚居地区村落文化的源流，变迁及当代状况、发展趋势。九十年代初，我深入到哀牢山腹地，沿着澜沧江支流漾江流域走访了甸头、羊街子、核桃箐、唐底摩、…     

蒙古族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考察——基于对内蒙古孪井滩的调查

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工程在迁移人口的同时引起了民族文化的变迁。从人口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思辩的研究方法,在对内蒙古孪井滩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蒙古族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考察表明,蒙古族文化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均表现出了深刻变化。     

"西电东送"中真实移民成本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发展研究

大西南我国"西电东送"的重点区域.理应在厘清真实移民成本主要组成部份的基础上,促使真实移民成本成为电价的构成要素,对于少数民族移民奔向富裕繁荣和保存、发扬、光大其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Complete autonomy: The best approach to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ibet problem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thnic conflicts exist in Tibet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ibet Problem will rely upon rationality of each side involved. The Tibet Problem has roots in the British invasion and in Mao Ze‐dong's historical mistake of replacing the Tibetan serfdom system with Communism. The welfare/carrot‐and‐stick policy used to govern Tibet since the 1980s has been proved ineffective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ibet. The Dalai Lama's ‘Great Tibet’ claim will cause civil and ethnic wars among the Tibetans and between them and other Chinese ethnic groups. However, the Dalai Lama's ‘one country with two systems’ proposal that follows the Hong Kong model seems to be a realistic approach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ibet Problem.     

滇、川、藏纳西族聚居区土司制度的多种类型

滇、川、藏纳西族聚居地区,先后出现或并存过丽江、俄亚的土司木瓜制,伙头制与木瓜制结合的维西土司制,伙头制与乡里制或保甲制并存的中甸土司制,永宁土司伙头制以及伙头、堪布、保甲制三位一体的左所土司制,不同类型的土司制度的出现,是因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民族关系、宗教、文化传统和外部政治体制影响等因素的交织作用所致。     

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

民族旅游在云南旅游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云南各少数民族在旅游开发的特定场景中 ,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被强化 ,甚至比以往更强烈 ,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不断传承、延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云南的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得以不断展现 ,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     

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开创新世纪贵州民族工作新局面

学习"三个代表"思想,落实到民族工作中,要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发展繁荣.     

简论民族审美文化交流融合的一般性原理

民族审美文化的交流融合既遵循着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 ,又由于审美文化的特殊规定性而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交流的特点。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实际上是自我与对象、本族文化与他族文化间互为条件、相互克服、相互补充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审美文化有着特别强劲的延伸力量 ,可以超越民族、语言、文字、宗教、地区、时间的限制而传播 ;通过选择、强制与自觉、变形、渐变渐融、业力不灭等形式实现交流融合。这是审美文化的特殊性 ,又是民族审美文化交汇中的普遍性特征。     

西藏民主改革50年（节选三）

三、半个世纪西藏的历史性巨变 民主改革50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各族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发出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回顾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

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边疆民族地区。自和平解放以来，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腐朽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此后，西藏与全国一样，实行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央政府在西藏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符合西藏实际，得到西藏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的。     

文化自觉与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的生态环境大多比较脆弱,地方经济发展缓慢,但传统文化的保持则相对完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急剧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日趋凸显。只有秉持文化自觉的理念,积极探索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才能焕发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China's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in Tibet and Xinjiang

China's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in Tibet and Xinjiang relies heavily on hard power and imposition. Well-functioning vertical coordination in the security sector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assimilationist nationality dynamics combine to favour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ethnic groups that do not accept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Transnational links contribute to China's difficulties with implementing counterinsurgency in Tibet and help China implement its strategy in Xinjia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imed at improving living standards are crowded out due to a lack of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between civilian and security agencies and a bias towards unitary nation-building in Chinese nationalism.     

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历程——以云南石林月湖村撒尼文化变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是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受到现代化冲击最为迅猛的时期,民族村寨文化在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复兴与重构。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是族群内部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文化复兴,9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的则是“他者”介入后自上而下的引导性文化建构。从本质上看,这两次村寨文化复兴都是民族文化持有者对现代性语境下的族群身份、文化归属、自我认同等所进行的努力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