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村寨文化变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发展态势,但这种变迁绝不仅仅是民族传统文化事象的变异或流失,它还包括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的复兴、重组和再建构.现代性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颠覆乡土传统的生存空间,民族村寨文化也不会自动终止或彻底放弃自身固有的文化调适与更新机制,一味被动地接受现代化力量的消解和改造.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诉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张力,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将引导其"小传统"逐步走向现代性.     

试论贵州民族村寨的文化性格

民族村寨是贵州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通过它表现出来的各种民族事象,都是村寨文化性格的展示。贵州民族村寨文化性格包括:人与自然的亲和、天人和一的时空意识;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传统;亲地倾向与木、石、竹的依恋情结;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执着与固守等。贵州民族村寨的研究需从基础做起,包括为专项研究课题立项,开展深入调研,绘制贵州民族村寨地理分布图与文化分布图,对其历史价值、文化属性、社会地位、世界意义等进行论证,就贵州民族村寨在当前的生存、保护、发展、利用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     

论黔东南少数民族村寨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

少数民族村寨有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大多具有娱乐性、参与性、趣味性、健身性、竞技性等特点,是开展文化体验旅游的重要资源和载体。文章分析了黔东南民族村寨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及其开发意义,并就如何开发民族旅游村寨传统体育文化以促进文化体验旅游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加强民族村寨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突出特色和优势,因地制宜选择体验项目,实施一村一品开发策略,精心设计体验项目和产品,形成主客互动参与的激励机制,加快传统体育旅游商品的开发,是促进民族村寨旅游多样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村寨涵养文化:少数民族村寨内涵式发展之路

涵养文化是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的功能再认知,即少数民族村寨承载地域文化多样性,是传统物质文化的传承载体,是传统精神文化的涵养家园,是传统制度文化的源头活水;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面临逐渐被边缘化、趋同化、整体消失等十分突出的问题;要深化少数民族村寨涵养文化的价值认同,提升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能力,需要采取探索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新路、打造特色少数民族村寨保护模式、发挥少数民族保护主体作用和保障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权益等标本协治之举。     

文化经济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

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肩负着脱贫致富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顺应“文化经济”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在确立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基本理念和目标的基础上,从立法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参与、财政刺激、教育培训、监控评价等方面,实现民族村寨旅游合理开发,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二十年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聚落研究综述

从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聚落的建筑结构与空间布局、装饰、美学价值、地域特征、文化内涵和开发保护研究等诸多方面综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聚落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民族文化资本化与民族村寨社会转型——以云南为例

云南省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民族文化资本化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从总体上看,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主要聚集于广大的村寨之中.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的民族村寨文化成为了重要的文化资本,在这些文化资本实现其价值的过程中,民族村寨的经济也开始逐步转型,并进而对民族村寨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族村寨村规民约“异化”及与国家法调适———基于元阳梯田核心区村规民约的分析

摘要：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发产生的公共性规则,但实践中,地方公权力机构主导推动民族村寨制定带有明显国家法特征的村规民约,体现了公权力加强对民族村寨的控制,以及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某种程度的消退。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背景下,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内部存在着公权力与民族村寨、国家法与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协调上述关系及推动国家法在民族乡村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国家法与体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村规民约之间的界限,尊重民族村寨固有社会规范体系及思想文化的自主性,改进国家法的实施方式。     

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构建:当代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功能分析

后苏哈托时期见证了印尼华人的族群意识与文化复兴,其中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兴建成为华人族群文化意识复兴的一个重要象征。本文在对印尼华人纪念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后苏哈托时期华人历史博物馆兴建的动因、机制与意义。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兴建,不仅体现了华人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追溯与传承,同时也反映了华人与当地的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变迁。更值得指出的是,华人历史博物馆通过华人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展示重新塑造了华人的集体与文化记忆。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综论

文化传承与文化保护主义者所提倡的静态保护不同,它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也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村寨发挥比较优势、发展旅游经济、通向现代性的重要依托。     

民族村寨公共事业传统管理模式、要素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至建国前为止,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对村寨公共事业进行管理的传统模式和要素,这些传统管理模式和要素对维系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治安、经济生产和环境保护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传统管理模式和要素中的某些方面对于当代少数民族和汉族村寨公共事业管理、乡村社区建设乃至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CCTV模式——以西双版纳"中缅第一寨"勐景来为例

民族旅游的开发是近年来旅游学术界和实践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围绕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而展开。村寨旅游是民族旅游开发中一种主要的形式,本文在比较几种民族村寨开发模式的基础上,以“中缅第一寨”———勐景来的成功开发实践为案例分析,提出一种以保护开发为前提、公司起主导作用、有鲜明特色主题、村民普遍受益的多赢发展模式,即CCTV模式。     

马来西亚文冬玻璃口新村华人社团初探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可大致分为宗亲会、地缘类社团、业缘类社团、宗教类社团,以及文化社团等。文冬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较为集中的地区,玻璃口新村作为紧邻文冬市区最大的新村也有一部分华人社团分布其中,新村现有的华人社团为两家宗亲会、两家文化类社团和一家私会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村内社团已经体现出了定位本地化和管理专业化的特点,成为联结当地华人的纽带,也是当地华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经过长期的发展,新村的华人社团在团结新村村民、促进新村和谐发展、发扬华人传统文化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也存在着社团经营后继无人、运行经费不足的问题。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可持续农业研究

可持续农业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然而,在我国部分贫穷的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还没有摆脱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状况,加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污染向乡村的转移,自然生态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扎实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应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行可持续农业,注重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开发,健全法律监督机制,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完善乡村治理 保护传统村落——以贵州榕江县大利侗寨、宰荡侗寨为例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其发展目前面临着空心化、文化流失等问题。贵州榕江县栽麻乡及该乡大利侗寨、宰荡侗寨是第一批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寨,本文以这两个村寨为调研对象,探究传统村落的现状及问题,提出完善乡村治理、保护传统村落的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中女村官的作用及实现途径——基于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调查

女村官是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是党的农村文化政策和民族文化政策的重要宣传者和实施者,是民族文化传播和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推动者,是乡风文明、和谐农村的示范者和引领者。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女村官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需要通过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机制,建设民族地区农村女性人才库,构建先进性别文化,分层次、多渠道培训女村官等多种途径,推动女村官在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政治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地区秩序维护的基础,将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纳入村民自治体系,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度,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透过对F村和K村的村规民约文本分析及相关调查可以看出,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外生性导致的少数民族地区村民政治参与度不高是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所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纳入村民自治体系,这样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度,从而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     

水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调查研究——以三都水族自治县怎雷村为个案

作为水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要内容的原生态传统体育舞蹈仍在水族村落中顽强地保留着,在数百年历史的演进中产生变异,在困境中艰难传承。在少数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文化整体保护是重要的传承策略,村落民众参与是传承的根本所在,村落集体活动是主要的传承场所,村落经济基础是传承的重要保证,民族文化产业化是传承的有效途径。     

Village Elementary School Affecting the United Nations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children who have one parent or both parents working in another city while the children stay in the village. These children usually live with either one of their parents, relatives or family friend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over 58 milli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57.2 percent of them have one parent working in another city, 42.8 percent of the children have both parents working in another city, 79.7 percent are raised by their grandparents, 13 percent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raised by relatives or friends, 7.3 percent of these children are raised without a guardian or information about them is uncertain. As the Chinese economy prospers, working-age adults from villages increasingly choose to work in cities with left-behind children a special population that requires special attention in Chinese village education. Social researchers warn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not only a problem for families but a social problem. The education program in Linzi Elementary School, Rugao City, Jiangsu Province has raised awareness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school’s "Left-behind Children ’33433’ Linzi Model" is now popular in the country and followed by many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school is now a major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 caring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多民族混居村落中的公共空间——以会同高椅村为例

基于空间公共性的研究,村落的公共空间可以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类型。这两种公共空间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转换。在不同的环境,这两类公共空间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村落的形态演化。本研究以湖南会同高椅村为例,分析多民族混居村落中"显性"与"隐性"公共空间的构成与演变,分析了它们与社会人文因素、自然地理条件的相关性,并研究了村落公共空间在民族融合中所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