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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吏民上书制度述论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汉代以公车设立为标志的吏民上书制度确立于高祖时期。此后至东汉末年,吏民上书制度不断补充完备,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广开言路,营造上书的宽松环境和社会风气;二、公车上书与其它途径上达多轨并行;三、“言可采取者”即予拜官封爵;四、为防壅蔽,废副封制增设封事制;五,严惩“妖言”、“欺谩”,规范上书者的行为。两汉时期,集收集信息、议政、选官、监察、司法救济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吏民上书制度,虽然在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封建统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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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广东新会农家的梁启超(1873-1929),十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17岁中举,23岁与老师康有为耸掀公车上书,1898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不过,据学者统计,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后凡“十变”,重大政治转变计三次。这在一向尊崇“从一而终”的中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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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公车上书,是维新派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政治舞台,演出的第一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康有为在上书中,力劝光绪皇帝毁约开战,“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变法成天下之治”。不少论者把它视作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想变为实际政治运动的标志。但是,人们对于三年之后,即百日维新运动前夕,康有为、梁启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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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开始。公车改革在中国持续了20年,全国各地都有不少试点,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形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公车使用货币化”,以广东为代表,被称为“广东模式”。其措施是公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这一措施各地施行得最广,可以节省大量公车消费,但每个月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元的车补备受质疑。引起不小争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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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公车一个“双休日”□张纯科五天工作制的实行,干部们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然而公车却超乎常日地忙碌起来,司机疲惫不堪,叫苦不迭,妻儿老小“怨声载道”。在“双休日”,公车奔忙什么呢?一是忙旅游。一些领导干部平时难得有时间外出,往往把“双休日”安排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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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年28岁;1895年,梁启超在京痛陈变法利害,推动公车上书,年22岁;1900年,蔡锷写下“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的诗篇,年18岁;1929年,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年25岁,此前两年,他已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年仅23岁……每逢国家走到历史的拐点,站在时代前端、推动巨轮前行的,总有青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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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 ,河南这块地方 ,掰着指头数数 ,也出过几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袁大头”了。“袁大头”即袁世凯。20世纪初 ,市面上流通的银元上面 ,曾镌印着袁世凯那颗滚圆的大肥脑袋 ,人们把这种银元称为“大头”,而把镌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称为“小头”。甲午中日战争中 ,清政府战败 ,以康有为为首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 ,认为不变法 ,国家必亡,便发动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 ,被称为“维新派”。在此情况下 ,慈禧太后不得不撤帘归政 ,让光绪皇帝亲政。在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的支持、策划下 ,光绪皇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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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杭州推行的公车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到2010年,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车改”被誉为全国首例。与此同时,杭州发放“车贴”的政策,也引发了不少议论。公众纷纷质疑,相比较这些年其他地方的公车改革,杭州此次改革能有什么新意吗?车没来,车贴来了,为何公务员阶层的利益永不落空?中国的公车改革昨就这么难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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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搭乘公车上下班,来回时间约莫近二小时!有时人少,可坐在座位上欣赏窗外的风景;人多时,也只能慢慢地挤回家,但这时身边乘客的对话总会不时地传到耳边。前日在回家的公车上,转程靠站时,乘客顿时多了起来,一对上班族男女恰巧在我身边,吸引了我的目光。可能因为人多,男的不时地将手臂围住女的并轻声地问:“累不累?待会想吃些什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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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1999,(1)
公车问题是当前人们议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些年,有关抨击公车弊端的呼声此起彼伏。当前各级财政十分困难,探讨公车制度改革尤为必要。跑得起.养不起──公车改革势在必行现行的公车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体制转轨,其弊端愈发明已。──公车吞噬着近三成的国家财政收入。长期以来,行政事业单位的“人、车、会”三大顽症困扰着财政。近几年来,许多地区出现了购车攀比之风,各部门购买的新车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财政不堪重负。购买一辆轿车,约需费用20万元左右。每年平均各类支出大致需5万元。全国公车的支出有多少呢?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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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2000,(10)
上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一种方式,在现代传播媒介未出现以前,这种方式的主要对象是帝王,这是一种原始的参政方式。就这种方式的技术层面而言,它是很古老的,也可以说是落后的,但这种方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著名的公车上书。但离开形式,就上书的激情和勇气而言,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好传统。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上书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上书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帝王,而是公众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上书,一般说都要进入媒介,这样就使传统的上书成为一种公共舆论了。旧大学里的教授们很喜欢使用这种方式,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上书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南联大时期,公开上书是教授们的家常便饭,凡见不公,就要用上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教授们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听的人也习惯了。教授们上书的逻辑是做不做由你,而说不说在我,我们是不能不说话的。我很喜欢上书这种文体,因为它有固定的指向和非常实在的内容,一般也都写得文采飞扬,因为这类文字都是众人商量,然后推一位文章高手来完成的。今天的教授已不大习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意见,所以看看过去教授写的这种文体,也许能唤起我们早已麻木了的心灵。下面这篇以张奚若为首的西南联大十教授为国共商谈...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