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职务犯罪新论

司法职务犯罪是指现行刑法规定的只能由司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者行使职权过程中,故意或者过失地违背其职责义务而实施的侵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司法公正、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在理论上,可以将司法职务犯罪划分为司法侵权职务犯罪和司法渎职职务犯罪,第一类犯罪的犯罪原因可以从主客观方面探析,第二类犯罪的犯罪原因包括权力特殊、以权谋私和无责任心;此外,两类犯罪的共同原因是监督不力和惩处不严。预防司法职务犯罪除了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树立人权保障的观念和加强教育之外,还要完善法律、健全机制和改善司法条件以及加强监督、加大惩处力度。     

浅析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职务犯罪的预防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在事前采取有关预防措施,不断促成抑制犯罪因素的增长,着力铲除犯罪的根源和苗头,防止发生职务犯罪的一种治本式的行为。当前,职务犯罪的预防在各地发展较快,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但同时也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困难。笔者结合基层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实际,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对策。     

犯罪根源论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数百年来,在犯罪原因的理论方面,可谓学派林立、观点纷呈。由于不同的犯罪原因说都是不同的犯罪对策产生的理论前奏,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滋生犯罪的诸因素,就成为一切社会预防和对付社会离轨行为时首推的理论课题。 当前,面对我国社会犯罪现象的普遍存在和犯罪率的上升,如果恪守原有的社会主义犯罪原因说,显然已不能完全解释犯罪现象存在的各种根源。因此,对复杂的犯罪原因作出比较科学的说明已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作尝试。     

职务犯罪预防的法理建构

制度与伦理建设是目前预防公务员犯罪的主流理论,但本文从更为基础的人性理论与行政文化出发,建构职务犯罪预防的法理框架：把握公务员的欲望“度”是从立法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基础,营造主流吏治文化是从法律执行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职务犯罪原因思考

犯罪心理学的观点认为,犯罪心理结构的形成是犯罪行为发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职务犯罪心理作为外界客观因素作用于个体的最终体现,是职务犯罪行为发生的最重要的内部原因和根据。本文拟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对职务犯罪的心理原因进行探讨,以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职务犯罪这一犯罪现象,从而对其预防提供理论参考。     

职务犯罪的源头预防研究

贪污贿赂、渎职等严重职务犯罪案件不断的发生,严重破坏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侵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职务犯罪的产生根源包括利益驱动、历史根源、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体制原因等方面,由此应"慎重授权,建立选人用人机制;合理简权,建立科学管理机制;严格管权,建立监督制约机制;自觉用权,建立高度自律机制等一套全社会职务犯罪源头预防的有效机制,同时也提出了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源头预防的对策。     

贿选导致村官犯罪情况调研——近年来花都区检察院查办农村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分析

当前,村官贿选导致犯罪的情况比较突出,本文结合花都区检察院查办村官职务犯罪的情况,分析了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原因,提出可以从健全农村的民主治理和监督机制、推行阳光村务、提高村官待遇、完善征地拆迁补偿机制等方面入手预防村官犯罪.     

“黑哨”职务犯罪主体心理探析

“黑哨”作为近年来在体育运动中出现的新型的职务犯罪,在诸多的犯罪原因中,行为主体的个体心理原因是引发“黑哨”职务犯罪行为的原动力。“黑哨”职务犯罪主体作为具有正常思维人,他的行为是建立扭曲的需求欲望下引发的犯罪动机支配下的一种有意识的故意行为。文章运用普通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中心理与行为分析的理论,从行为主体的意识、需要和动机的层面深层次的揭示“黑哨”职务犯罪行为主体的个体心理诱因,以预防和减少此类职务犯罪,真正实现体育竞赛中的公正、公平、公开。     

当前预防职务犯罪的思考

职务犯罪(主要是贪污贿赂犯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却又挥之不去的主要负面社会问题之一。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涉及经济运行机制、激励机制、财务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等内容的经济系统工作,还是一项涉及公民,尤其是公职人员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职业道德水准、个人品德素质以及社会舆论监督等方面相关因素的社会系统工程。本文试运用犯罪成本理论,探索预防职务犯罪的新思路。     

职务犯罪预防机制问题研究

任何犯罪的治理(包括预防)机制的探讨都由主体、行为和危害性三个基本点构成,在职务犯罪预防机制中,对于其中最为重要的犯罪主体"、贿赂的内涵"和犯罪根源等三个基础性热点问题,本文分别从社会学以及司法实践等两个角度予以了重新的厘清和界定,对学界一些既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意见。     

政府回应：中国的理解和实践

政府回应的理论产生于西方。政府回应既是西方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也是系统的政府管理理论和行政理念的逻辑延伸。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政府改革中提出了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的目标,政府回应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就目前来看,西方的政府回应主要停留在价值理念层面。中国学者对政府回应的理解是在价值与过程之间,即一方面对西方人理解的政府回应的价值内涵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将政府回应理解为一种过程,并试图用政府回应理念来指导中国政府回应的实践过程。     

预防职务犯罪地方立法论纲

着眼于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可推导出职务犯罪猖獗的第一个重要根源：查处几率太低,需要提高社会的参与度;关注于权力资本理论,可推演出职务犯罪泛滥的第二个重要根源：权力资本化,需要防止权力被私有化处理。立基于这两点结论,便可揭示预防职务犯罪地方立法中的财产申报制度、举报制度、社会参与制度、新闻监督制度、专门机关的建立和完善等基本问题的得失,并明了如何完善这些制度。     

刑罚的由来及其理论基础

刑罚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用以惩罚犯罪的强制方法。为了论证其产生与存在的合理性 ,刑法学者们提出了同态复仇说、契约说、社会防卫说、惩罚需要说等众多学说 ,阐述了其各自学说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这些学说的相继提出 ,体现其所处的时代精神 ,反映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逐渐迈向科学性。     

论民事法律事实的类型区分

依据民法学问题的讨论是否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直接相关,民法学问题可被区分为民法问题和纯粹民法学问题。民法学界关注和讨论的不少问题,属于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不直接相关的纯粹民法学问题,其主要包括事实判断问题、价值判断问题和解释选择问题。民事法律事实的类型区分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我国民法学界就此存在详细区分说、简略区分说与折中说的对立。在三种学说都符合逻辑自洽且富有学说解释力标准的前提下,简略区分说更能满足民法学界对民事法律事实进行类型区分的各种主要学术目的,因而是更为可取的学说。     

职务犯罪的经济分析及其防范

职务犯罪行为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经济学理性特征,因此,其行为必然遵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其产生机理,探讨预防措施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犯罪经济成本收益理论,通过对职务犯罪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应增大犯罪成本,控制犯罪收益,从而最终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依刑事法律规定而建构的犯罪构成

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是从苏俄犯罪构成理论“翻版”而来,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传统的四要件构成理论即将土崩瓦解,而德日犯罪构成理论一时难以被广大学者接受之时,我们应当立足于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以及犯罪构成的基本特征和功能来建构属于我国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即:犯罪客观方面——社会危害性——罪过).依此建构的犯罪构成是好是坏,检验的一个简便方法便是将其与精致的、备受不少学者推崇的德日三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比较,若两者功能吻合,则这样的犯罪构成或许是可以被接受的.     

辅助性原则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在反思福利行政时率先提出了辅助性原则。此后的半个世纪,辅助性原则在西方国家解决国家与个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当下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政府职能转变,而政府职能问题恰好是辅助性原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可以将辅助性原则作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在进与退的边缘:我国宪法解释之反思

对于宪法解释的概念、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但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现实的担忧和完善的渴望。用问答的方式,从宪法解释的含义出发,通过思考宪法解释主体和客体的维度,来限定宪法解释的概念;通过对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的实践与否、实践的次数进行整理,来分析我国宪法解释缺失的原因;通过总结我国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完善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期望通过思考,改变我国目前宪法解释进退维谷的困境,使我国的宪法解释在层层浓雾中透出一丝希望的光芒。     

刑事政策的理性架构——以法治为背景的思考

法治的原则和精神要求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时寻求与法律的和谐发展,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因理性架构的缺失,阻碍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很有必要对之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重构。就微观层面而言,须重视刑事政策要素内涵调整、机制与原则确立、渊与流的合理协调;就宏观层面而言,刑事政策理性架构的核心在于刑事政策要自觉地沿着法治化的道路运行,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要纳入法治的框架,在法治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     

共同正犯相关问题研究

作者探讨共同正犯的相关问题 ,提出共同正犯是共犯类型 ,并对国外刑法理论关于共同正犯理论的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和意思主体共同说进行了评析 ,提出了共同正犯成立的基本范围 ,分析了共同正犯的主观要件和实行行为形态 ,并就共谋共同实行行为、继承的共同实行行为、分担的共同实行行为等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自己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