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如何区分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和间接故意杀人罪

最高人民法院于 2 0 0 0年 11月 10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司法解释第 5条第 1款对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作出了法律上的限定 ,即 :“因逃逸致人死亡” ,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 ,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但是 ,法律对刑法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的限定并不能改变现实生活中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且发生受害人死亡结果的情况的复杂性。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与受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是成立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必备条件 ,但这…     

交通肇事罪之“逃逸”解析——以台湾肇事致人死伤逃逸罪为借鉴

关于为何加重处罚交通肇事逃逸,我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理论界主要存在的＂逃避法律追究说＂和＂不救助被害人说＂都不能指明交通肇事后逃逸与其他犯罪后逃逸的区别,因此也就无法合理解释处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原因所在。而借鉴台湾地区的刑法学理论,＂确认利益说＂说明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特别之处,因而是可取的。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立法刍议

《刑法》明确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由于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位与司法实践并不完全吻合．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纷争。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底出台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操作标；隹，但仍未能平息理论上的争执。争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探析

新刑法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比较重大的修改,但对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情节的规定较为简单,而现实中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非常复杂,从而导致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较大分歧。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界定以及相关情节的认定问题作了解释,但是该解释仍然存在可商榷之处。笔者以刑法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对象范围、罪过形式以及司法界定的分析探究,以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     

交通肇事逃逸及其认定

交通肇事逃逸有其特定的法律内涵,应具备认知、行为、目的三个构成要件.交通肇事逃逸不应限于从交通事故现场逃离,在交通事故当事人被公安机关控制之前,无论当事人是否从交通事故现场逃离,均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对交通事故当事人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而驶离等疑难情形,应依据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要件和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析认定.     

论交通肇事罪的“因逃逸致人死亡”

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刑法》提高了对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犯罪情节的量刑幅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所以,应正确理解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概念和内涵。笔者认为应将“逃逸”定义为不履行及时救助义务而逃离肇事现场的是“逃逸”。     

交通肇事犯罪原因探析

交通肇事犯罪一直是社会的热点。近年来,随着数起引起社会广泛影响的交通肇事大案以及《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犯罪,新闻媒体与法律实务更加关注对交通肇事犯罪的评价。然而,目前学界研究此类犯罪多从刑法规制的角度探讨,而隐藏在犯罪背后的深层原因却鲜有研究。任何犯罪现象总有一定的犯罪原因的外在展现和结果状态,从交通的组成因素探讨其对交通肇事的联系和影响,有助于发现交通肇事的本质,为交通事故的预防提供重要参考。     

浅析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与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之区别

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肇事后，不履行救助义务或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畏罪潜逃，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交通肇事行为的有罪性、逃逸行为与死亡的因果性及行为人对交通肇事的明知性是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基本特征。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仅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存在实质性区别。     

试论交通肇事逃逸案的法律特征及侦防对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肇事逃逸案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引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认定交通肇事逃逸案要从它的法律特征出发。要以做好车辆基础管理工作、组织好侦破追逃的社会网络、强化宣传培训教育为基础,强化协同作战,健全“三个机制”;做好保障激励,落实“三个到位”;提高科技含量,搞好“三个建设”,提高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破案率。     

天台山下的罪恶

交通肇事逃遁,不止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准则问题,而是一个触犯法律,须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近来,有关这方面的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反响很大,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交通警察执法形式比较探析

大量出现的交通违法行为很大层面上是由于在我国目前的交通管理条件下交通违法成本远低于执法成本造成的。提出把现场执法、暗中执法和非现场执法有机结合,互相补充、取长补短,采用灵活统筹的交通执法形式,加大执法震慑力度,进而解决交通警力严重不足的新的思路。     

服务与合作——改善交通行政执法环境之对策研究

道路交通行政管理中“执法难”的问题突出,人身、心理伤害和暴力威胁影响交通警察正常执法,交通警察被袭比例也较高。究其原因,既有交通参与者守法意识方面的因素,又有执法者素质水平较低、执法工作缺乏内外有效的监督、交通警察缺乏权威、缺少相关保障等原因。公安机关需要从提高交通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交通行政执法的质量、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和合作意识、加强监督机制、依法维护执法人员的法律权威,并提供相应的保障等方面来营造一个和谐、良好的执法环境。     

关于交警路面执法被投诉问题的思考

随着社会法制化进程的不断进步,对交警执法的要求越来越高。为切实提高交警的执法质量,增进警民团结,减少和杜绝投诉问题的发生,构建和谐社会,文章指出了目前交警路面执法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有效减少其发生所应采取的对策。     

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讯问的技巧

对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交通事故案件,对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要实施讯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的讯问,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保障讯问及时、有效地进行,保障被讯问人客观、全面地提供有关事故的真实材料,对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在明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讯问的概念与要求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讯问的技巧,目的是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业务部门和办案民警提供帮助。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博弈论分析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对各阶段交通事故归责原则进行博弈论分析,可发现我国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正在不断演进。《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确立的归责原则顺应了世界潮流,也是现阶段较为理想的归责模式,但并不完美,有待进一步修正和改进。     

对交警查处“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行为的若干思考

“开车不打电话,打电话不开车”是一条基本的交通法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驾驶人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现象比比皆是,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交警在查处时取证难,认定难,导致执法效率低、执法不力。其原因：一是交通参与者对开车打电话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不足;二是现行法律不健全,上下位法律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三是法律赋予交警的执法（取证）手段单一、可操作性不强。建议立法机关和执法部门从完善法律和健全（技术）取证手段两方面入手,解决好查处难、执法不力的突出问题。     

交通环境的生态法治建设路径

当下我们生活的城市伴随着私家车辆的急速增长,交通拥堵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空气窒息、交通窝心、停车闹心、出行发愁、骑车恐惧,难道这就是我们文明的发展结果吗？巨大的矛盾使得城市交通问题上升为民生问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成为大中城市面临的一大课题。笔者试图从交通环境的生态法治建设角度为切入点,以法律生态化为价值引导,提出自己对城市交通环境的立法建议,以期通过立法引导、规范政府决策、引导人们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改变,最终实现和谐发展。     

交通肇事之自首与行政法之义务的关系辨析

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肯定了交通肇事罪中"自首"的存在空间。不能因为行政法规规定了报告义务而认为排斥了刑法评价中的自首情节,行政法上规定的义务不能够简单"移植"到刑法中。把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现场的行为作为自首情节的评价不仅不与行政规定冲突、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还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和节约司法成本。     

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的若干思考

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违法行为人"既是道路交通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又是行政责任的承担者。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违法行为人"与行政法中的行政相对人的关系、"违法行为人"的行为能力、责任主体范围和具体的行政责任形式等方面的探讨来丰富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