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辩驳思维与法治的系统优化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均具有重要的法治贯通价值。微观上,可辩驳思维的运用有助于推动政治话语向法律话语的转向以及法治技术的转型;宏观上,可辩驳思维的运用有助于法治思维的贯通和法治方式的优化。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本质上并不必然导致法治的不可能性,相反在合理把握的基础上,可辩驳思维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法治的可能性。     

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可辩驳思维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可辩驳性是法律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可辩驳知识结构依赖于可辩驳思维来实现应有的价值。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可辩驳思维的价值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上。可辩驳思维的理论价值,微观上有助于法律方法的系统优化,宏观上有助于法治思维的贯通。在审判实践领域,运用可辩驳思维有助于法官充分应对疑难案件,从而作出更加合法的、合理的判决。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运用能力的现状及提升对策

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概念,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是一种底线思维、规则思维、权利思维、契约思维,具有合法性、民主性、程序性、限权性、透明性的特征。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是法治社会最基本思维模式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治理视角中坚持法治思维需要对领导意志扭曲法律执行、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公权力过于强势、重结果轻程序思维传统进行反思。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运用能力,可采取培养广大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构建增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需要的外部环境等对策。     

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在本质上与法律思维的含义是一致的。法律思维的要义是对法律方法的把握。法律方法论的核心是法治原则之下的法律思维规则。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界定法治思维，而对法治思维的法律方法论基础视而不见。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改变偏重权力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在推进法治的战略措施中，法律思维水平的提升相对容易做到，这是搞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法治思维被确定为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要求后，确定法治思维的定义，对训练法治思维和提升法治能力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法治思维定义需要在对政治理想与法治现实、法治的历史与未来、政治功能与专业素养、法治理念与实现方法关系的思考中把握。     

法治思维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是融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思维包括两方面,即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和重要内容。建设法治中国、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的具体途径包括法治思维的培养、对法治中国建设主体中"关键少数"法治思维的引导、"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营造有利于法治思维建设的社会环境。     

法治进程中的良性法律思维构建

法治的始端是法律,而法律依附于法律思维的运用和拓展,因此构建良性的法律思维对法治建设尤为重要。法律思维是法律方向的思维方式,是法律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需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整合、思索判断和形成结论的思想认识过程。法治思维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不仅能带动整个社会通过法律思维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能更好地促进国家的法制建设。     

论法治思维及其刑事检察实践

当法治成为一种思维,意味着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具有了走向实践的可能性。法治思维是以宪法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方式,包含服从、治理、实现三个面相。刑事检察实践中的法治思维运用存在着诸多两难博弈,体现为执法与监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张力。只有通过回归宪法的方式找到"思行合一"的逻辑起点,才能更好地实现法治思维与刑事检察实践的良性互动,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宪法实施,构建公平正义的法治氛围。     

法治中国与法治的公信力

"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公信力的视角省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主旨是通过系统化的渠道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在理念上涵盖着思维与方式两个层次。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改革共识达成的法治进路,应通过公信力的视角予以反思。     

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提升执政能力,是新时期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政法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由权力主导转向权利本位,用法治方式消解革命方式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变革.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应该与法律方法论结合起来,以避免出现背离法治精神的误读.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法治如何实现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必须在法治战略上或者法治意识形态上,坚守法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意义,将法治进行到底.     

法律人与法学家思维的不同及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法律人和法学家在思维上存在诸多差异，法律人思维强调“根据法律进行思维”，具有保守性、崇法性、独立性、程序性等特点，法学家思维则强调批判性、前瞻性、求异性、创新性和抽象性。这些不同也使得二者对中国法治产生不同的影响。     

法教育学与中国社会

法治从结构上可划分为制度的法治与文化的法治。制度的法治在于法律制度本身基本具备法治的制度性标准 ;文化的法治意指社会公众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尊崇权利和信仰法律。中国法治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法治 ,亦即培育中国的权利文化。法教育学的主题在于如何构造中国的权利文化 ,而变革的社会、权利文化的追求和通过教育实现法治的方法必然使法教育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并服务于中国法治文明的实现。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论江泽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江泽民同志阐述了贯彻依法治国战略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点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具体任务，指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法治公安的基本内涵——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法治公安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公安部提出了建设法治公安的总目标。"什么是法治公安"作为基本理论问题,需要首先明确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用来构建法治公安,可以系统地解决这一理论问题。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依法治警、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是法治公安的应有之义。这五个方面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成了法治公安的完整理论体系。     

怎样看待法治——以刑事侦查活动为视角

法治是神圣的,但不是完美的.通过对刑事侦查活动中现实思维与法律思维的辨证关系的揭示,指出法治虽不完美,但仍是神圣的.     

精神培植:“六五”普法繁荣法治文化的前瞻思考

法治文化的建设传播是普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对促进公民法治人格的养成、规范公权力的法治化运行、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六五"普法依法治理期间,应更加重视法治文化的建设和繁荣,通过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法治教育载体拓展、法治文化环境建设等可行途径,使人们在法治文化的浸润下将法治精神根植于内心,指导人们合法行为习惯和模式的养成。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加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足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现代审视──评先秦法家之法势关系

先秦法定以势行法，以法固势，主张势由君主独制，法由君臣共操，然而这种法治思想及其实践，不但没有化解法势之间的内在矛盾，反而使势强法弱之局面不可避免。以史为鉴，建立、健全民主政治，法律才真正具有权威、尊严。     

论领导干部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中具备必要的法治思维,是行政决策的立足之基、动力之泉和力量之源。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守法崇法的思维,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思维方式相比,有诸多特点。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具备法治思维,是防范法律风险、提高基本的业务素质和落实依法行政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好,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强大推动力量;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基础。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其路径包括:培养领导干部自觉尊崇法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时刻思考依法办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尊重权利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必备的法治精神。     

矿产资源开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路径选择

矿产资源开发区域是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和群体性污染事件频发的重灾区,矿产资源开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决走法治化之路。法治化一方面要求相关法律体系达到良法的标准,另一方面要求良法必须得到良好的实施。找寻影响矿产资源开发区域法治化相关法制（良法）和法制实施（良法实施）的诸多障碍因子,达致“良法”和“良好实施”的法治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