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从人性论出发 ,法治在于止恶 ,德治在于扬善 ;从经济方面说 ,法治导致自由 ,德治导致秩序 ;从民众角度讲 ,法治 (民治 )激发社会活力 ,德治 (教民 )引导人们思想。深度思考法治与德治怎样达到内在统一和从哪些层面实现统一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德治与法治同构的价值基础

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意味着德治不仅能够在国家治理中成为法治的重要辅助,以道德独有的功能弥补法律之不足,更应该看到的是,德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共同性的价值目标,使两者在治国理政上能够互相配合与促进,产生理想的治国效果。     

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现实生活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多有发生,人们普遍感到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的,所以有的同志觉得,法治更具权威性和强制性,治理国家只要依靠法治就行了。德治看重的是道德教化,似乎不如法治的作用来得明显。 这种看法有失偏颇。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调整这些关系和行为的规范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法治与德治,从本质上讲,都是治国     

论德治与法治同构的价值基础简

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意味着德治不仅能够在国家治理中成为法治的重要辅助，以道德独有的功能弥补法律之不足，更应该看到的是，德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共同性的价值目标，使两者在治国理政上能够互相配合与促进，产生理想的治国效果。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而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辨析

法治和德治是社会调控手段体系中两个最主要的要素,社会调控的良性运作有赖于两者的协调发展。“德法共行”是“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历史总结,在现代中国,二者被升华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德互助”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科学内核;“正法倡德”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实践运用。     

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哲学思考

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德法并举与构建和谐就会

和谐最饱满地概括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实现和谐历来有法治与德治之争,法治德治的关系不是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问题,它们的差异正是互补的前提;和谐社会既是法治社会,也是德治社会,法治与德治结合,或“德法并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合力;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推行“德法并举”还应放归现实思考。     

论德治与法治的双向互动及实现保障

德治与法治是治理国家的两种基本手段,都有其独特治理优势,但也存在各自局限,且互为优势和局限,需要在双向互动的良性关系中促成德治与法治的互补与协调,以二者的最佳配置来确保最优秩序与最高效率。德治与法治的双向互动具体表现为道德与法律在精神上相互吸收、规范上相互转化、实施上相互促进。为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法治、完善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推进德治教育与法治教育等措施保障了二者的双向互动,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步伐。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是治国的科学方略。认真研究德治与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科学地实施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治国方略的首要问题。     

基层社会自我管理与依法治理

基层社会依法治理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参与管理本区域、本行业、本单位内的各项事务 ,并逐步走上法治轨道。在这个过程中 ,要正确处理自我管理与依法管理的关系 ,解决好组织机构、管理规范、实现途径和相关的监督问题。     

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之管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重,二者不可偏废;法治与德治互补,相得益彰。实施“依法治国”,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实施“以德治国”,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法治思想的异同探析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里在以"人性恶"构建其法律思想理论基础上,在拥护君主专制,主张强力以及采取法、术、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统治等方面具有相同之处;但二者在对待人民力量的重视程度,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在集权方式等方面却有不同。分析比较二者法治思想的异同,对我国法治建设中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官德"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依法治国三题

依法治国应该包括政府依法行政和执政党依法执政两个层次。前者,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巨大进展,但进程不及一半,而后者刚刚起步。因此,从总体情况看,依法治国仍任重道远。除了法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自身原因外,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公民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下的社会治理结构,旧的体制文化束缚,是阻碍依法治国建设深入发展的几个关键因素。须从深化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转变体制文化和管理业务规范化建设三个层面促进依法治国。     

论个性化执政值得推崇——从“仇和现象”谈起

"仇和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个性化执政的思考.个性化执政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与当地具体实际的最佳结合,是领导者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高度发挥,是领导者的领导活动富有魅力和特色,是领导者大有作为创造出为老百姓称道的实绩,是领导者对人民竭忠尽智的无私奉献.我们这个时代呼唤个性化执政,同时为个性化执政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个性化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种趋势和方向.个性化执政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公众的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将个性化执政理解为人治,个性化执政恰恰是通向法治的必经之途.     

地域文化与法治关系初探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文化背景的支持.在中华文化语境下讨论该话题,尚需坚持一种细分的观点,即中华文化统一体里所存在的丰富的地域文化对法治有着不同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区.需采取针对性的法治策略,实现与地域文化的良好互动,从而更好地推动法治健康有序的发展.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安法治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密切相关。公安法治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公安法治建设，主要表现在公安民警要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确立权利本位的思想，要有效地制约警察权力，保障主权在民。     

加强制度建设 推进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执政党依法执政,要坚持和完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规范党委与人大的关系;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具体制度和机制;对执政党权力监督要法律化制度化。     

试论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的建构

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重视现代伦理精神，因为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的．现代伦理精神是指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体现了蕴含责任的自由精神、社会整体和谐基础上的个体进取精神、与效率的统一的平等精神、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精神。现代伦理精神的形成既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高度完善，又深刻地影响着它们．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以促进现代伦理精神的形成；同时又应该积极主动地培育和建构现代伦理精神，以推动现代法治国家的真正建立．     

"法治"释义

什么是我们要实现的法治即法治建设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是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理论界将"法治"等同于"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给法治建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法治不仅仅是"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还包括"市民社会自治","市民社会自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