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批判

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来资本以及不同形式的混合资本在我们的经济领域中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资本的核心精神就是致富欲,勤俭、节俭构成实现资本目的、维护资本核心精神的两大基本因素。资本精神因在特定历史阶段更加符合社会历史的规律而成为经济领域的主导精神,赢得了社会的公认,并依靠其强大的物质力量而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我们应当把握以致富欲为核心,以勤劳、节俭为支撑的资本精神体系,结合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具体状况和社会传统,寻求彼此之间的结合点,对其进行改造和转化,使其植根于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中,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     

新中产阶级与文化资本

新中产阶级大多来自更低的社会阶层,他们是文化资本的获益者,很重视自身的文化资本获得,在传承文化资本的时候也比其他阶层要更用心。可以说,当今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体现。但是社会阶层分化逐渐形成以后,文化资本具有再生产的取向。要让当今丧失发展先机的低下阶层的子女有机会沿着教育渠道实现社会的向上流动,应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教育体制。     

“底层文化资本”的象征资本问题——阶层突破的评价社会学视角

底层文化资本为底层子弟突破文化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它本身却隐含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道德陷阱：它承认了标准化的高考制度逻辑但并未注意到社会互动中的资本合法性问题；它在打破精英主义秩序的同时又落入了另一种“底层精英主义”；它丢失了社会学的批判本性，为现有的价值分配规则“唱赞歌”。底层文化资本若想真正挑战教育阶层流动的理论与现实，则需将“底层文化资本的象征资本”考虑在内，即构成一种能够在互动中获得承认的资本，并在现有的象征秩序中争取一席之地。在底层文化资本研究中引入象征资本的解释机制意味着关注了底层文化资本的关系性和结构性。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文化资本研究宜迈向评价社会学的视角，在评价实践的动态过程中进一步考察底层文化资本的合法性问题。     

从文化到资本：民族文化资本化的条件初探

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相关问题也相应地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进而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目标性等问题也理应引起众人关注。基于此，本文认为民族主体经济上的自觉、国家参与以及民族文化的社会劳动积累是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基础；作为资本的民族文化应该是来自生活世界，又高于生活世界，并具有高度民族特色的文化；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三大目标是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就是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前设性、实体性和目标性条件分析中，文章完成了对民族文化资本化条件的分析。     

论资本介入文化领域的双重影响及其超越路径

资本与文化虽然遵循着不同的运行法则，但在现代社会中，二者又具有内在契合性，即资本扩张需要文化的助力，而文化的发展又需要资本的驱动。同时，资本在运动过程中为占有文化资源、摆脱扩张悖论、适应生产方式变革而加速了其介入文化领域的步伐，并对文化发展产生了既促进又阻碍的双重影响。由此，文化建设陷入了一个发展难题——既需要借助资本力量的驱动来实现快速发展，又要承受资本介入后带来的负面问题。当前我国文化建设要想摆脱这种发展难题，可以依托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价值指向、协调发展、制度举措等方面协同规范和引导文化领域的资本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文化建设。     

文化资本多寡决定财富分配高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投资的启示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 ,是指借助于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 ,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文化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 ,能够自身增殖 ,需要接受教育学习和相应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投资。文化资本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 ,经过了由强到弱 ,由弱到强的转变过程。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文化资本投资是最理智的选择。     

组织化资本逻辑的祛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内在逻辑分析

人是社会组织主体，又是组织发展的目标，只有实现人的发展，才能有效推动社会组织化的进步。伴随资本垄断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组织化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解体。当代资本主义组织化表现出金钱逻辑的凸显、物化逻辑的扩张、增殖逻辑的膨胀，暴露出其内在资本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资本总公式同人的需要之间、资本逐利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西方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有限组织化再难引领人类社会组织化的新实践，要实现社会组织化的新发展，就必须超越资本逻辑。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世界性成就，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展现出的变革性、人民性和使命性特质。这种特质同人类社会组织化发展原则相适应，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为扬弃和超越组织化资本逻辑提供了中国方案。     

资本研究的新领域：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社会资本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的，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作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第三种“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如何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中进行理论创新，以便对社会现实做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学学科研究的重点之一。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反贫困瞄准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引入中国后,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界涌现出不少相关文献,并围绕经济增长、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问题展开研究,出现了一批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隐性资源,为反贫困问题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分析视角。本文在梳理文献,探讨中国反贫困瞄准机制现状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资本,强调了社会资本在当代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并依之设计了相应的反贫困瞄准机制。     

资本介入文化生产的内在矛盾及中国式超越路径

资本介入文化生产促使二者形成一对矛盾，矛盾的统一性指向体现为文化的资本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生产的发展，而资本的文化逻辑是文化生产通过发挥其反作用力引导资本良性运行。然而，资本的外向扩张性、激进逐利性、快速流动性、自我否定性与文化生产的内向服务性、渐进为民性、稳定持续性、不断跃迁性呈现对立性指向，进而对文化生产的发展造成了系列影响。受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中国文化生产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十分强大的资本力量，并影响着中国文化生产的发展。面对这一问题，中国文化生产想要实现更好发展，就应该在尊重资本介入文化生产内在矛盾规律基础上科学利用这一规律。     

资本逻辑与阶级关系——论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

资本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秘密,资本的本质并非物与物的关系,而是隐藏在物背后的人与人的统治与支配关系。主导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逻辑,在社会政治层面就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资本逻辑与阶级关系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必然联系。当代中国利用资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际上也随着资本逻辑的展开而建构了一整套现代社会生产关系。考察资本逻辑贯穿其中的现代生产关系,在其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就不能缺席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视阈。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不仅体现在深刻洞察了贫富分化的结构性根源,而且体现在指出了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现实道路。     

审美资本与审美资本主义批判

“审美资本”和“审美资本主义”是当代美学研究的前沿议题，该问题阈源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空间隐喻的再讨论，亦即，审美和艺术不只属于上层建筑，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在当代社会发挥出基础性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审美/艺术与经济如何基于人的情感结构而建构新型关系的纵深探讨。藉此，审美资本主义批判既是对于审美资本在当代社会转型和变迁中所发挥作用和意义的显现，同时也是基于审美资本的特殊性，对审美的资本化及其可能的旧病复发提出的批评与重构。     

论资本逻辑与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既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文化产业在体现资本本性的同时更应该承担起文化责任,其首要目的不是物的增殖,而是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与全面性。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本性遮蔽了文化责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文化产业这一手段,这不但关系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关系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关系到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看待文化产业,既要实现资本的经济目标,更要实现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根本目标。因此,必须使文化产业的社会责任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主导力量。     

文化强国贵在尊重文化资本

中国是文化古国,有时也被称之为文化大国。但文化古国、文化大国绝不等于文化强国。如何使中国成为文化强国?很重要的一条是尊重文化资本。要想弄清楚什么是文化资本,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借用几句文雅的话来表述:文化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产房,是道德和智慧     

资本逻辑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既是资本逻辑的发现者，也是资本逻辑的批判者。马克思开创的用资本逻辑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内在矛盾这一个研究范式，在当代仍具有借鉴价值。运用这一范式透视当代社会发展中资本逻辑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既要把握资本逻辑的运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要警惕资本逻辑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效应。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是科学分析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增殖逻辑导致的生产扩张、分配失衡和消费强制造成了资本主义内部危机。本文立足资本增殖逻辑全球化的大背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规避国际经济危机传导、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破除消费主义影响等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能改善环境质量吗：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微观数理模型，并使用2008—2015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模型的结论。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于环境具有治理和污染两个相反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社会资本水平上随着两种效应相对大小的变化，使得社会资本对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特征，当社会资本处于较低水平时，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致环境治理的低效。基于社会资本的两个效应，在中国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治理环境污染应尽量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而对于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当以传统的政府和市场调控作为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     

民营企业家社会资本生成的本土化路径

中国民营企业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蕴藏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的种种因素,使中国民营企业家具有独特的社会资本生成路径。中国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建构水平。本文试从制度环境角度探讨我国民营企业家社会资本生成的本土化路径。     

政府在培育社会资本中的责任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文化如信任、互惠、合作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的社会关系。我国社会资本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体,在我国社会资本的培育中存在着不可推脱的责任。政府可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做好自身的示范作用、培育公民社会、建设信用体系等途径构建我国的社会资本,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发展。     

资本重构:国产影业发展新路向

电影艺术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是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力中完成的。如今,电影资本泡沫开始退潮,各路资本慌不择路地选择"离场"。迷局之下,中国电影产业只有挤出资本"泡沫",通过内部治理调整资本结构,以内容生产为核心,拓展文化资本的附加值,建构电影良性经济资本池,促进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增强产业自身造血能力,才能理性沉淀,并走上一条清朗的未来发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