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立法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制范围较广,涉及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但主刑设置仍较为严厉。完善金融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完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对逃汇罪增加自然人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几个疑难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自实施以来,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该罪犯罪主体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立法意图及司法实践的综合分析提出,犯罪主体中应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范围界定应与《公务员法》第68条的界定保持一致;对"关系密切人"的外延界定应以其是否具备影响力作为标准。     

论行贿罪的犯罪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行贿罪规定了明确的犯罪目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未把"谋取正当利益"纳入刑法惩处的范围,这是不妥当的。这样的规定有很大的不合理性:不利于处理受贿罪的关系,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有关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修正案第7条对1997年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的修正,在弥补以往刑法规定不足的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不够科学准确,犯罪主体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主体在立法上不太协调,对"其他单位"和"工作人员"没有进行较为规范的界定,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不同身份者之间共犯关系界定不准确.较为科学合理的做法,是将该罪的罪名确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合理界定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和工作人员等概念,在不同身份者之间成立共犯关系的场合,应区分具体情况来对待.     

论我国刑事管辖权规定的完善

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刑法关于腐败犯罪的刑事管辖问题的规定还有一定的不足，尤其是在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方面及关于外国人的刑事责任追究方面，而关于外国人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也有必要深入分析和探讨。另外，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不同，极有可能造成刑事管辖权的冲突，而这不利于对腐败犯罪刑事责任的追究，我国刑法也应该对此有所改进，如规定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委托条款等。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司法辨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实施后,《刑法》中新设的罪名在实践中有其重要意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司法价值、犯罪构成以及与正当收受馈赠的区别作出辨析,并在相应问题上结合最新审判案例加以阐述。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困境及其解决

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儿童的监管和抚养逐渐脱离原有的家庭照管模式,而虐待罪将犯罪主体局限于家庭成员的传统立法考量与我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断裂。由此,2014年全国人大法工委会同有关方面拟定公布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就虐待被监护、看护人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并对虐待罪第三款"告诉才处理"的方式进行了限缩,但此次修改并未针对保护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单独将虐童行为入罪。为践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对受虐待儿童进行特殊保护的规定,有必要在廓清我国刑法条文与现实对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寻找一条与我国国情切实相符的规范路径。     

论受贿犯罪自然人主体的立法完善

为适应惩治日益猖獗的贿赂犯罪的需要,我国有关受贿犯罪的刑事立法不断调整渐趋完善,受贿犯罪从一元走向多元,罪名体系基本形成。受贿犯罪自然人主体在立法上逐步扩大,法律界定日渐清晰,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相比仍然存在一些漏洞,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回顾了我国受贿犯罪自然人主体立法完善的历史沿革,梳理归纳了各类受贿犯罪主体范围的法律界定并加以必要解析,进而就自然人受贿的立法缺憾与进一步完善问题提出思考建议。     

受贿罪的立法完善探讨

我国《刑法》中对受贿罪的有些立法规定不够合理,甚至违背了刑法理论,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困难。本文着重分析了受贿罪的部分构成要件和量刑设置,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浅析《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主体标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国际商事合同最重要的国际条约之一,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条约之一,其中关于适用主体的规定体现了条约制定者无与伦比的智慧,以期该条约能在最大范围内被采用,来促进国际商事合同领域的统一化。尽管《条约》有着崇高的统一目标和广泛的影响力,但其中有些规定仍有局限性,选取《公约》中关于适用主体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各国特别是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展开论述,以期我国相关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等商事活动中援引条约时,避免因条约的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实践探索及其成效经验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仅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导向和防止利益冲突的路径方向,不断致力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着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发生,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初步建立,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运动和权力反腐败向依靠教育和制度反腐败的转型．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防止利益冲突视野下的利益观教育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推动廉政建设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利益观教育则是从思想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础，加强利益观教育，有助于增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反腐败的效果。利益观教育是上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形成合力：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观教育体制机制，拓展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运用利益激励机制，提高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积极性。     

科学人才观逻辑演绎的客观分析

客观分析我国领导人有关人才思想的逻辑演绎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科学人才观"的要旨。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人才队伍的壮大和优化,还有益于我国在激烈的国际化竞争环境中保持长久不衰。     

犯罪构成及其客体要件分析

犯罪构成作为刑法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用了与德、日及英美不同的综合式的模式,将犯罪构成作为评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中这一标准因为《刑法》第13条的但书及排除违法性事由出现了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犯罪客体要件存在漏洞,将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了客体要件。为了将这些例外情形纳入到犯罪构成中,应该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进行修正。     

关于佛山代购火车票案定性的思考

佛山代购火车票案中钟某夫妻二人的行为不构成倒卖车票罪和非法经营罪。钟某夫妻二人的行为是一种民事代理行为,每张火车票加收10元手续费是委托合同双方事先约定的服务费。其行为既没有使铁路部门受到损失,也没有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故不应当以犯罪论处。     

算好廉政三本账的理性思考

何为廉政三本账？就是道德账、经济账和诚信账。为何要算好廉政三本账？因为只有算好廉政三本账，人生才能心安、平安、福安。如何算好廉政三本账？一是营造读书学习氛围，增强算好廉政三本账的文化底蕴；二是强化道德诚信教育，夯实算好廉政三本账的思想基础；三是深化廉政制度创新，健全算好廉政三本账的运行机制。     

结果加重犯的认定思路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直接性是认定结果加重犯的客观层面的关键,对于加重结果分层判断客观预见可能与主观预见可能是主观客观化的思路兑现。行为共同说不仅适用于共同正犯,同样可以适用于狭义共犯。行为共同说回归单独犯本质探讨共犯问题为解决结果加重犯的共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对于各自故意视野中的共同行为的具体认识,直接决定是否承担加重结果的责任。     

我国领导干部的法律理念与法治意识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领导干部的法律理念与法治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成与败。所以,领导干部摒弃封建特权的人治思想,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培养法治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义的社会:是现实的批判还是理想的建构——从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自由平等的正义观谈起

马克思与罗尔斯对正义社会的要求是自由平等的,但是二人对于自由平等观的正义社会是不同的,马克思是从现实社会出发,是一种批判的正义观,而罗尔斯是根据一种社会契约来建构正义的社会,建构的是理想社会的正义观,通过对二人正义观的比较,我们能够得出对于现行社会的启示。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