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过程中我国版权制度的文化失真

我国的版权制度主要是法律移植的成果,但是在移植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失真"。这种文化失真现象的产生原因有两点:一是文化传统不同,二是移植的动因有差别。应改造本国法律文化,为法律移植构建文化基础,并变被动移植为主动移植。     

论法律的文化结构及其功能

受客观主义认识论影响,通常人们会认为某种法律制度具有普适性,因此可以在不同社会之间进行法律移植。然而,这种假设并不成立,外来法律制度与生活常规之间经常出现尖锐冲突。因此,有必要探讨法律的文化结构及其功能,以从根本上缓和认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法律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和谐。     

本土资源局限性与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不仅是法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法治社会构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模式应该采用的方法不是法律移植而是充分利用本土资源进行"制度演化",但本土资源论有其局限性,而且,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与中国的本土资源(包括传统文化),并没有尖锐对立的矛盾,因此是可行的。     

论法律移植与现代化法制建设

作为法律文化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法律移植是一个常用概念。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新形势,法律移植无疑具有必然性,它是应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现代人权新发展、实现法制现代化之所需而客观发生的。与此同时,它也具有可行性。结合中国的现实土壤,把握法律移植的原则更为重要。     

中西民法文化比较

法律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法律文化产生不同的法律或者法律行为并进一步影响社会或者法律文化的发展。民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和基础。中西方民法文化存在诸多差异,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民法文化的不同,以期为创建发达的中国民法文化有所启迪与裨益。     

对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探索

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不止在法律层面,通过法律已进入到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心理层面。从中日法律文化交流对比可知,法律移植首先要保持世界意识,必须扎根本国的文化土壤,否则难以健康成长。法律移植要有大规模的投入,既要有热情和勇气,更要有耐心。     

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

吴汉东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系统需要吸收人类共同的法律文明成果，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理念，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在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过程中实现改造和重构。知识产权文化现代化转型，需要一般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推动法律文化的变革与转型，其主要根源来自一定社会内部存在的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通过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形成法律文化再造的运动能量和运动方向。     

论我国法律移植“土壤”的培植

法律移植在我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移植缺少对于法律精神层面的认同,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导致法律难以发挥其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针对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法律移植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实行新的法律的环境,一种有效的资源——法律意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内生与传承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对公民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生成路径、范围指代以及价值立场不同,前者具有内生性、滞后性和工具性,后者具有内在张力、规范性和价值指引性。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当代传承,是社会先进文化。法治文化建设为法治建设步伐提速营造良好的文化基础,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进程。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形成及近代转型

法文化至今尚无权威的界定。在多种多样的解释中，具有共性的认识是，法文化被看作是与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有关的文化系统。笔者倾向于把法文化描述为一个社会中的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群体性认知、信仰、评价和心态的复合有机体。     

法律移植二论

学者们对法律移植问题研究争论不休 ,“法律移植”是法学家们借用植物学和医学上的现代词汇拼凑而成。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植物学和医学上的移植有其特定的含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法律能否相互移植 ,存在可移植论和不可移植论的两种争论。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析

法律文化是共同制约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和观念.它属于人的主观意识范畴,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中国和西方由于在国家的起源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中,比较和探究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个体崛起的社会与法律后果:解放、断裂与多元的挑战

现代性在中国产生了与西方社会不一样的结果.乡村社会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家认同的转型和家事纠纷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个体崛起,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法律后果.在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着的个体化进程,是一种不全面的个体解放,更是一种断裂.它割断了乡村社会结构、人际互动的传统,也割裂了礼治的传统.在社会层面,人们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延续与断裂同时发生的时代,社会呈现出碎片化与多元性的构成特征,而社会层面的这些特征会投射在法律领域.在法律层面,主要以西方个人主义式的法律为蓝本,通过移植法律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及其实践,在应对多层次、多时空混合的社会碎片化和多元性带来的各种挑战时困难重重.因此,在法律实践中需要探索不同的法律机制,使不同的法律观念得以融贯、不断去缩小法律与社会间的差距.     

清末刑法改革及其现实意义

清朝末年的刑法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法律丈化、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和碰撞过程中出现的一次极具影响的改革,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移植了西方的法律文化,具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对当今法制建设和完善的启示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大法律宣传力度,让每个公民知法、懂法,成为创造法律的最直接主体;二是法制改革应该是对国内法的继承和对国外法的移植并重,坚持在移植中继承、在继承中改革的治法方略.     

国民法律心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法律心理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人们对所有与法律有关的现象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情感、态度和信仰。法律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变革要受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的制约。由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各自独特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条件,它     

美国怀俄明州刑法述评--以比较法为视角

美国的法律在试图向法典化迈进的征途中被深深地打上了其固有的英美法系传统的烙印,怀俄明州刑法一方面向法典化迈出一大步,另一方面也深深地烙上了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本文概述了该州刑法的主要内容,从比较法的角度上指出迈向法典化中的问题;同时指出法律规范是民族文化的积淀,两大法系的立法模式及其运作孰优孰劣,有待于法律运行的实效去检验,移植一项法律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培育该制度赖以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     

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法律移植

人类学上认为法有地方性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人类学家对法的内涵的界定有直接的关系。文化的相对性并不能必然导致的法的相对性。吉尔兹讲的“法是地方性知识”是指阐释的象征意义的地方性 ,不能否定法律移植的可能性。中国法治实践中处理地方性与法律移植矛盾的一般方式。     

社会变迁与美国法制现代化——简评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理论

社会不断变迁,法律欲使其保持自己的社会功用,就必须使自己与日益变化的文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在特定的国家或社群中,人们对法律的态度、理念、价值观以及法律信仰等诸多因素会构成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与这个国家或社群的历史、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他诸多著作当中展现给读者这样一幅景象:在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变迁中,政治、社会价值观和科技的发展是法律制度形成和运作的基础,而法律文化又是法律制度产生的源头。我们必须在这一特定的关系中来理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环境立法区域化理念探析

环境立法区域化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而且世界各国的环境立法实证也表明环境立法区域化的合理性。我国环境法体系是在移植西方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探究环境法理念的更新过程中,需要对本国的地理区域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促使社会文化心理同环境立法的文化价值相一致,进而实现环境立法者所体现的社会理想。     

冲突与契合：乡村矛盾纠纷调解在法律与文化之间

从古至今，乡村文化深深蕴含着定纷止争的调解功能，展现出法律之外传统文化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人文关怀。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体现在法律运行的全过程，而在调解中引入乡村传统文化则是对法律的社会性理论的深化。然而，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在乡村文化的内在规则与现实社会的法律体系之间引发激烈的冲突与对立，使得乡村文化不能完全切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发展与修复。因此，应深入研究乡村社会的文化特征，分析乡村文化与司法实践的冲突与契合，考察乡村文化介入调解的司法价值，探寻乡村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法律秩序中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