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回应:刑事二审程序中和解制度的构建——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视角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作了第二次修正,此次修正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四种特别程序之一加以规定,并明确了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和效力,使刑事诉讼规则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近年来研究"刑事和解制度"的文章层出不穷,但刑事二审程序中的和解却未得到司法实务界的重视,理论界对之研究也付之阙如。然而刑事二审和解已经逐渐影响到原有的司法生态,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亟待人民法院予以总结。基于此,笔者尝试对构建刑事二审程序中的和解制度进行探讨,希望对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二审程序,提升司法公信力有所裨益。     

关于刑事二审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两审终审制度和刑事二审有错必纠的诉讼目标，确定了第二审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刑事二审具有和刑事第一审不同的特征，从而构成了这样几个较为突出的矛盾：全面审查和重点审查的关系；开庭审理和不开庭审理的选取；审理结果是发回重审还是改判的抉择等等。其实这些问题早就已经在法学界以及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很多学者及司法人员也从法理和司法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这些问题在刑事二审司法实践中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并因此衍生出很多对刑事二审案件消极的司法和社会评价，反映出刑事二审的改革和完善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系刻不容缓的问题。     

试探建构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以香港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为参考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一方在司法机关违背管辖规定,管辖了其无权管辖的案件或者认为其他司法机关更适合管辖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审查权的法院提出要求该司法机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或更适合管辖的司法机关管辖的主张。但长久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直缺失管辖权异议的制度。以香港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为参照系,汲取其中的精华元素,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一种尝试。     

反腐败视角下刑事发回重审制度考察

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迫切呼唤规则的"程序之治"。刑事二审程序的发回重审制度存在实体和程序缺陷,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出现新的弊端。通过对刑事二审程序进行规范意义与实践意义的考察,并经过历史梳理发现,发回重审制度需要法解释以外的制度改进。充分考虑我国刑事司法传统,并在充分借鉴域外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发回重审的标准应当采用"绝对性标准"和"相对性标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认定。     

刑事诉讼中指定管辖若干问题探讨

在刑事诉讼法中,指定管辖以其灵活性和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但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指定管辖的规定较为简单,导致指定管辖在司法实务中操作性不强,难以全方位保障相关诉讼环节。完善刑事诉讼中的指定管辖,应明确其原则和适用范围以及公检法管辖权的法律效力。     

论职务犯罪指定管辖的利与弊

近几年来,刑事司法实践中指定管辖的案件越来越多,特别是对涉及职级较高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管辖几乎已成为一种趋于固定的模式。由于有关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法律规定不够完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导致指定管辖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因此,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和法理,兼顾现实需要与可能,对职务犯罪指定管辖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逐步加以改进和完善,就显得十分必要。     

妨害公务罪的司法适用

由妨害公务罪的刑事立法及其所对应的前提法所决定,妨害公务罪的对象并非学界通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抑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而是依法进行的国家公务活动或者国家公务活动的辅助延伸。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务活动适法性的判断,应与行政法的机能及其规定保持一致,只要依照法定程序表明公务身份,且在该身份所具有的一般权限范围内进行的公务活动,即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现行指定管辖等管辖变更制度与回避制度的并行不悖,足以确保妨害公务案件诉讼程序适用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因而侦查整体回避等整体回避的概念和制度,实无引入我国的必要。至于遭受妨害公务行为侵害的公务活动的执行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司法人员主持下进行刑事和解,则视案件性质是否发生转化而定。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

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对推进刑事审判方式变革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从审判实践角度界定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概念和特征,指出该制度的建立是诉讼效益和公正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文章还对庭前证据交换的主体及责任、范围、内容、方式及程序等提出了具体构想     

我国刑事诉讼指定管辖制度完善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指定管辖制度发挥着特殊的制度价值,对避免外力干预司法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运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立法上对其启动理由、启动主体以及被指定单位的标准等规定得不够清晰;各单位间衔接不畅,管辖协商随意性强;具有打击偏好,对当事人权利保障不足.需要确立指定管辖的指导原则,同时对其适用范围、启动理由、决定主体、被指...     

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与法律效果探究

目前,对于将刑事和解制度正式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对于其究竟可以适用于哪些具体的诉讼阶段,则不但在当前的试点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做法,而且在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结合具体的理论与实践情况来看,将刑事和解适用于刑事诉讼从立案到执行的全部阶段,不但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同时,出于对刑事和解与惩罚犯罪平衡性的考量,还应当根据各诉讼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任务,对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予以合理设计。     

关于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理性思考——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关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各国有不同的理论认识和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已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没收腐败资产的方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到缺席审判问题。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尚未规定缺席审判制度,为此,我国学界和实践部门对在我国是否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加以了普遍的关注。本文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对在我国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进行了利弊权衡,通过理性分析,认为,在我国应尝试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对完善我国战时军事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思考

以平时军事刑事诉讼管辖制度为基础构建的我国战时军事刑事诉讼管辖制度,虽然适度伸缩了军队保、检、法机关的专门管辖范围,实行了较为灵活的军队保、检、法机关立案管辖和区域管辖,适当调整和补充了军队保、检、法机关的级别管辖,但还存在一些缺失和不足。建议完善对敌方人员犯罪案件和涉外犯罪案件的管辖、取消军事法院对普通自诉案件和军职罪案件的立案管辖、允许军队保卫部门和军事检察院跨系统管辖、明确战时军事刑事诉讼管辖与平时军事刑事诉讼管辖的衔接。     

关于构建我国刊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理性思考——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关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各国有不同的理论认识和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已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没收腐败资产的方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到缺席审判问题.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尚未规定缺席审判制度,为此,我国学界和实践部门对在我国是否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加以了普遍的关注.本文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对在我国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进行了利弊权衡,通过理性分析,认为,在我国应尝试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明确的回避主体是具体办案的个人,并未要求具体办案机关整体的回避。确立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的客观需要,更具有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的正当性。应将行使刑事司法权的办案机关纳入刑事回避的主体范围,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予以适当规制。     

经侦程序中的指定管辖研究

侦查实践中,指定管辖制度可以保证案件能够得到正确、及时的处理,避免出现犯罪案件无人管辖的不利局面。近年来指定管辖的案件不断增加,司法实践在不断地丰富,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侦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审判等程序方面衔接不畅,有时甚至发生冲突等问题,给案件诉讼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为此,要明确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的效力,理顺衔接好诉讼环节间的关系;应遵循以法定管辖为主,以指定管辖为特例的原则,防止指定管辖被滥用;在办理指定管辖工作中,既要注意程序,也要重视对案件实体的审查;另外,要以制定《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规则》为契机,研究规范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指定管辖工作的有关规定。     

公诉调解的被害人主导地位——刑事和解模式的内在变化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基层司法机关得以充分实践。在检察环节,刑事和解从最初由公权力主导的"私力合作模式"逐步向由公权力引导而被害人主导的"私利救济模式"发展,其制度优势存续的同时,相继而来的是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冲击进一步加大,由此引发的刑事和解模式变化也必将对基层检察机关的诉讼过程形成新的挑战。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完善论要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作为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完善.关于刑事立案监督,需要重点增加对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立案监督、对审判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关于刑事侦查监督,应当从监督侦查活动违法行为、强制性侦查措施和羁押期限、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等方面重点完善;关于刑事审判监督,需要扩大监督范围、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刑事第二审审理程序监督;关于刑事执行监督,应赋予刑事执行程序启动权,变更程序启动权唯一主体地位,对适用不当的刑罚执行变更裁定的抗诉权;另外,完善刑事诉讼监督的结构性权力要素.     

关于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思考

抗诉标准是抗诉制度的核心,是否达到抗诉标准是抗诉成败的关键。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缺失和司法异化,是制约当前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应坚持强化审判监督职能与追求诉讼效益相结合、符合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区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与刑事再审抗诉标准、坚持实体错误抗诉与程序错误抗诉并重,以及便于司法实践操作、符合诉讼法理的原则。应调适有关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范体系,确立刑事二审抗诉实体标准、程序标准和证明标准一体的刑诉二审抗诉标准体系。     

应当针对单位犯罪刑事诉讼增设特别程序

从目前单位犯罪刑事诉讼实践分析，存在管辖空白、诉讼地位与角色混乱、强制措施与审判程序规定欠缺等局限。根据单位犯罪诉讼理论研讨和实践发展，亟待规定单位犯罪诉讼程序。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特别程序，涉及立法体例、适用原则和具体制度。     

法人犯罪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析

近年来,法人犯罪已被大多数刑法理论工作者所接受,并被刑事立法所承认和肯定。但是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是建立在如何追究个人(自然人)刑事责任基础上的,对法人犯罪的刑事诉讼问题没有作出专门规定。法人犯罪案件如何进行刑事诉讼问题是当前摆在广大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面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拟就此略陈拙见,与同仁们共同探讨。 一、法人犯罪案件的职能管辖问题 当前根据刑事立法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案件管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