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其难点是实现侦查需要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其重点是合理规制侦查权、赋予辩护方适当的救济手段;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平衡兼顾、权利保护、程序归责等四项原则;应当优化构建聘请律师权、案情知悉权、会见交流权、法律帮助权、律师在场权、获取证据权、司法救济权等七项具体权利;还需要指定律师帮助、同步录音录像、非法口供排除、审前司法审查、律师权益保障等五项配套制度的跟进。     

津师实务论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其难点是实现侦查需要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其重点是合理规制侦查权、赋予辩护方适当的救济手段：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平衡兼顾、权利保护、程序归责等四项原则：应当优化构建聘请律师权、案情知悉权、会见交流权、法律帮助权、律师在场权、获取证据权、司法救济权等七项具体权利;还需要指定律师帮助、同步录音录像、非法口供排除、审前司法审查、律师权益保障等五项配套制度的跟进。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

律师辩护从审判阶段延伸到侦查阶段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身份应定位为辩护人,辩护内容包括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两个方面。其诉讼权利的配置应当考量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和平衡。我国当前不仅应明确修订后《律师法》的效力,而且还要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申请调查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等规定作出相应的调整或改革。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以欧洲人权法院“戈尔巴诉克罗地亚案”为例

欧洲人权法院对单次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采取“必要的被动性”标准,判断要素包括：是否具有犯罪嫌疑、是否具有犯罪倾向以及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多重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取决于每一次引诱行为是否满足“禁止过度引诱”标准,同时,还要求作为整体的多重引诱行为符合“禁止不当扩大犯意与犯罪范围”标准,后者的判断要素为延期适用理由是否正当。在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时,审查程序应与公正审判权的构成要素保持一致。人权法院的判例对我国完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具有借鉴意义。     

论侦查程序中的会见权

会见权作为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追诉人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之一,我国立法应以被追诉人为基点完善对会见权的设计。首先,应明确规定会见权的权属,在侦查阶段赋予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权利;其次,应确立自由会见的原则,对少数限制会见的例外情形,立法应予以明晰准确的界定;会见权的本质是交流权,应在侦查程序中赋予律师阅卷权和...     

论侦查的诉讼特性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之间平等对抗、法官享有司法审查权等“诉讼”特性。两大法系国家虽因诉讼观念的不同而在侦查的诉讼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二互相融合相吸收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量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侦查的诉讼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有限的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侦查制度。具体思路是；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针对侦查机关行为的较为全面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     

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

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生命权与自由权优先于会见权、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是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理论根据。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界限是:只有在会见可能妨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或者可能给他人生命与自由带来紧急危险时,才能适当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合理限制为标准,我国新《律师法》不受限制的会见权之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严格限制会见权的规定均值得检讨,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制度亟待重塑。     

侦查程序中律师帮助权若干问题研究

侦查程序中 ,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最容易被忽视。就我国的司法实践而言 ,起诉和审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侦查的结果 ,侦查程序是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命运的关键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增加庭审抗辩色彩的同时 ,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侦查程序中的对抗因素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与其他国家相比尚存在亟待改进之处。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

我国现行侦查程序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检察院对侦查程序的提前介入没有立法上的保障,法院无权对侦查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和控制,犯罪嫌疑人无权与侦查机关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抗争。因此,有必要从基本理念和基本结构上对我国侦查程序进行深入的反思和重构。限制侦查机关的权力,保护被追诉方的权利,赋予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律师帮助制度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辩护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前程序的律师帮助得到加强,但是在侦查阶段律师无阅卷权、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立法不明确、法律援助范围狭窄、援助申请程序繁琐以及律师资源不足等问题,使得被追诉人在审前程序中实际上无法获得有效、充分的律师帮助。鉴于此,有必要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帮助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赋予律师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阅卷权明;明确律师调查取证权;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实行"先援助、后审查";在律师资源不足的地区允许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介入侦查阶段。     

浅谈律师介入侦查的限度

律师介入侦查程序,打破了侦查的封闭性,进一步平衡了侦查阶段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但是,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权利的行使作了很多限制,仅赋予侦查阶段律师一定的会见交流权,没有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查阅侦查案卷材料权、调查取证权,使律师难以真正介入侦查程序,难以发挥辩护作用,导致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虚化。为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执业权利的实现,笔者就律师介入侦查的限度作一些初浅的探讨。     

论律师介入侦查的限度

侦查程序反映出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价值取向呈反向的动态变化,律师介入的深度和广度随着侦查的推进逐渐增加,享有的权利不断扩大,讯问在场权、查阅侦查案卷材料权、调查取证权由受限逐渐趋以完整,因此,必须确立合理的限度,设置应有的例外。     

论侦查讯问和律师在场权

侦查讯问是侦查中普遍采用的一种侦查行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法定的重要证据，由于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律师的讯问在场权，因而在审讯阶段侵犯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文章论述了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方面存在的缺陷，分析了赋予律师的讯问在场权的利弊，提出了建立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构想。     

论我国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

律师在场权源于律师辩护权,是刑事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的理念。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或判例都承认了律师在场权的正当性,在我国,如何构建侦查讯问程序律师在场制度,具体应针对律师在场权的内容、适用范围、行使程序、保障措施等一整套规则进行探讨和分析。     

律师辩护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目次一、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问题二、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代理申诉、代理控告问题三、关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会见权"和"会见在场权"问题四、关于辩护律师阅卷的范围问题《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修正,在诉讼民主化方面前进了很大一步。犯罪嫌疑人得以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作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与控诉一方平等地向法院举证证明案件事实的权利。这些规定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加强是一个很大的推进,其意义不可低估。但修正案在具体程序的设计上,尚有粗疏之处,以致难以明白地体现上述修改的立法精神,同时也给法律的实施带来了困难。这些问题如果不在理论上加以解决,实践中必然各行其是,出现偏差。     

侦查阶段律师的阅卷权探讨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尚未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但是从国际立法及其他国家的立法及实践看来,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国现行法律对律师的阅卷权规定尚存在一定的弊端,应当在立法上对其完善,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阅卷权,并对其设立法律保障机制。     

律师介入处于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的法律思考

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律师介入处于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此时的律师既不是辩护律师,也不是代理律师,只能称其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其所享有的权利包括接受委托权、知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提供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请取保候审权、代理申诉控告权等。从实践来看,《刑事诉讼法》的这些规定尚不足以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很有必要扩大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的范围,增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刑事辩护权,取消"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须经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     

刑事搜查制度研究

侦查构造是利益衡量的理论。即何种样的侦查构造能够最好的平衡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与国家打击犯罪得需要这对矛盾。当事人主义的侦查观是在平衡了检察官、警察、法院、受害人、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等多方主体利益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种侦查构造。其合理性显而易见。本文便是在这种侦查观的指导下,旨在分析构建一种合理的当事人主义的刑事搜查制度。     

论职务犯罪中技术侦查手段的合理运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技术侦查列为法定侦查措施,造成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于法无据,而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既有理论基础又满足实践需要,但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容易造成对公民人权的侵害。因此,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应坚持合重罪、最后手段和合目的性这三个原则,以达到打击职务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平衡。     

论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

保障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强化辩护效果、实现程序正义、完善律师帮助极为关键。对该权利的保障,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确认自行调查取证权等直接方式实现,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采取证据保全等间接方式,大陆法系国家慎重授权并适当限制的做法更值得借鉴。我国不宜直接确认调查取证权,确立证据保全申请权、特定侦查行为律师在场权、侦查阶段律师阅卷权的做法更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