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解制度能动性激发问题研究

能动性是行政调解制度功能发挥的核心要素保障,行政调解制度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凸显能动行政理念,发挥政府纠纷解决比较优势,积极回应公众诉求,提升社会治理综合效应.行政调解制度能动性的发挥可通过三个层面制度建设来体现:一是建立调解程序权利告知与实体权利激励制度,强化行政调解救济权利引导;二是适度行政干预,拓展行政调解权力介入领域:通过确立“法无明文禁止即可调解”原则、适度设定行政调解程序前置类型、设定非行政主体申请调解行政纠纷下的调解程序强制启动模式这三种方式来实现;三是注重调解后续处理,拓展行政调解权力能动监督空间.     

我国行政审判中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行政审判中的调解制度不仅在立法上存在矛盾 ,而且在法律适用上也有冲突。因此 ,本文从调解适用范围、适用原则以及调解模式等四个方面出发 ,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审判中的调解制度之设想。     

论行政复议调解的正当性及制度建构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复议调解制度的肯定,是对调解制度的现实需求进行立法回应的结果。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一方面,行政权不得处分原理并不能推导出行政纠纷不可调解的结论,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理论与利益衡量理论又为行政复议调解的正当性注入了正面元素。在行政复议调解具体制度的构建上,应将除无效行政行为之外的所有争议均纳入调解范围,并构建行政复议调解的自愿原则和不得违反公共利益原则。     

论公安机关的行政调解制度

在我国,公安行政调解制度具有文化和实践的合理性,同时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赋予其合法性,因此,公安行政调解制度是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在实践运行中却存在着种种缺陷,为了发挥行政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优势,实现其价值。我们应在调解原则、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效力及法律监督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安行政调解制度,提高公安机关行政调解的能力,以促进社会纠纷的解决,和谐社会的实现。     

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之重构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效率原则和合法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法制部门成立相对独立的机构负责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同时要设计既简便又实用的行政调解程序，赋予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从而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浅议行政调解制度

行政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一种有效措施,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转型,行政调解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这么简单了.行政纠纷的日益复杂,诉讼高潮的到来要求将灵活、有效的行政调解制度引入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来,从立法层面上给予行政调解新的内涵,通过制度完善,真正实现行政调解解决行政纠纷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对行政纠纷的行政调解角度出发,探讨了行政调解的内涵、原则、效力等内容,并对我国建立行政调解制度模式提出了相关见解.     

建立健全合肥特色行政调解工作制度的若干思考

在对行政调解工作一般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合肥市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制度的原则、组织体系、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要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重要职能,切实将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争议和纠纷的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程序中.     

试论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随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在西方行政法上的广泛适用，行政调解作为“东方经验”的本土资源也日益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目前由于我国对行政调解制度的忽视和行政调解自身缺陷等原因，导致了法治观念的极端化及其与和谐理念相背离，难以发挥行政调解在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通过比较法的考察，我们从西方ADR的相关制度中得以启发，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调解制度。     

对建立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思考

行政法第50条实质上确立了我国的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制度,但是调解行为却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本文建议对目前的撤诉制度进行改造,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行政调解制度。但是在制度的建构上应该强调确立行政调解的有限性原则,并做好其它配套工作。     

建立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尽管"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已成为行政诉讼的特殊原则之一,在现实的行政审判中却存在着大量通过法院协调、调解结案的案件。本文从现代行政的需要、行政法的平衡精神及维护法治统一的角度出发论证了行政诉讼中引进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并阐述了关于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行政诉讼和解问题探讨

行政诉讼和解是原被告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在庭审阶段就诉讼标的互谅互让达成合致以解决纠纷的诉讼制度。行政权在特定情形下的可处分性、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及行政法关系的发展趋势等为行政诉讼和解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解包括需自愿发起、适用范围有限、依照法定程序达成协议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等法律要件。在行政诉讼中确立和解制度需要修改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内容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以“协调”方式处理行政案件的现象大量存在。国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也说明行政诉讼与和解制度并非是绝然排斥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成立有其正当性基础,实践中事实存在的“和解”应予承认并进行规范。行政诉讼和解的主体必须包含原、被告,和解须在判决确定前进行,并须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和解当事人就和解事项应具有处分权,和解协议应不违法。有效成立的诉讼和解具有确定力、形成力和执行力。     

试论执行和解制度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确立

传统行政法学从防止行政权滥用的角度出发 ,强调公权力不可处分。但是 ,从公权力的本原是私权、行使的目的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行政裁量权的存在及其行使来看 ,公权力是可以处分的。因此 ,从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出发 ,执行和解具备理论上可突破的空间。而且 ,执行和解与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它是执行和解制度建立的另一前提。     

和谐社会视野下法院调解的法理阐释

近年来,法院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被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和谐社会视野下重构法院调解制度应立足于对其法理的科学阐释.作为兼具处分行为与审判行为双重属性的独特制度,法院调解的程序设置应体现诉讼解决纠纷与合意解决纠纷的特性.从形式与功能上看,西方国家的诉讼上和解与我国的法院调解并无本质区别.除纠纷解决功能外,法院调解还具有增进对话功能;形成规则功能及联结法律与道德、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功能.     

一审判决效力与二审中的诉讼外和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号指导案例评析

对指导案例2号归纳的程序规则,理论上可用"执行力替代说"来加以说明。引入诚实信用原则并明确其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亦为本案的靓点之一。指导性案例应当随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系列性,使规则的流变和连续这两种司法实务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本案能够成为程序规则发展的一个起点或中间项。通过对案情基本事实多种演化形态的示例性延伸,本案程序规则的内容及其参照运用能够体现出微妙地调整变化却又保持前后一贯稳定性的独特机制和作用。本案所提炼出来的裁判规则既可能循着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化、要件化这一路径发展,也可能根据司法实务中对"撤回上诉还是撤回原审起诉"的现实问题作出的回答而演变。对指导案例2号的分析表明,可以把"类似"或"参照"等对指导性案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概念逐渐地加以具体化和类型化。     

合资企业股权确认／变更争议为民事案件非行政案件——评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四终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

中外合资/作经营企业股权确认及/或变更争议案件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案件,可以通过仲裁或民事诉讼得以解决.对此,人民法院不应裁定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予以解决.行政机关不予审批的不作为行为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提起行政许可诉讼的两个基本要件.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正常行政许可行为不服不构成行政诉讼的标的,但构成行政复议的内容.当事人通过虚假或欺骗行为获得的行政许可,如本案的股权变更等,依法可通过向行政部门申请撤销得到补救.当事人只有在行政机关不作为不予撤销以欺骗行为获得的行政许可/审批时才应提起行政诉讼.     

我国商事仲裁中的瑕疵仲裁协议探析

在商事仲裁中,出现有瑕疵的仲裁协议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从大多数国家的规定来看,只要使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的最初目的得以实现,在仲裁协议或合同的仲裁条款中存在不完善或瑕疵是可以允许的。对这一问题的妥善处理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特别是在瑕疵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上,不能轻易否认其效力,尤其不能将未选定明确的仲裁机构作为认定瑕疵仲裁协议无效的条件,对此,我国《仲裁法》应作修改和完善。     

Legal Aid in Mental Hospitals

This report on the experience of five in-hospital legal aid projects and one community-based project for the deinstitutionalized examines the workloads of the lawyers and paralegals who labor in this setting and the various approaches and predispositions they bring to the job or learn while they are at it. The caseloads as well as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reveal enormous differences in approach from project to project. The work of some lawyers and their aides confirms the utility and importance of making legal aid directly available to patients on the hospital grounds. But the experience of a couple of other projects warns that certain styles of lawyering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damaging. In general, lawyers in the mental hospital setting must avoid the legalistic and overly adversarial approach to the problems that are brought to them—many of which are of uncertain legal content, credibility, or psychological makeup. Lawyers must also be careful not to have their own legal priorities get in the way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ir patient-clients or even those of the hospital as a total institution. The best approach to lawyering in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is one that softens the "traditional" legal and adversarial aspects in favor of a more mediatory stance in which fact finding, counseling, and the resolution of issues by compromise are dominant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t legal attention should be devoted to each of the major categories of problems faced by patients—commitment-discharge, institutional, and civil—if the institutional lawyer'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are to be maintained both with the patients and the staffs in charge of their treatment and custody.     

“吴梅案”与判决后和解的处理机制 ——兼与王亚新教授商榷

我国传统的刑法学理论于20世纪50年代继承自前苏联的刑法学。因政治运动的影响,此种理论一度受到抑制甚至被废弃。进入20世纪80年代,传统刑法学基本处于恢复与重建的状态。传统刑法学是在法律虚无主义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构建本身就与当     

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不是胎儿有无权利能力的问题,而是胎儿能否就其出生前的侵害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对胎儿利益保护应注意下列问题:侵权行为的多样性、间接性,父母能否成为侵权主体?父母对损害发生有过错,能否适用过失相抵原则?父母阻却违法的允诺,是否对受害人有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