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修改后一人公司立法述评

一人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司,自其产生以来一直生生不息,也得到了各国公司法的肯定。在我国,公司立法长期以来未对之予以承认。新修改的公司法虽明确地规定了一人公司制度,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文章旨在通过对公司法修改后的一人公司立法进行反思,总结我国一人公司立法的成与败,为改进我国的一人公司立法提供建议。     

论优先股的发行

股东平等原则的实质是股份平等,它要求相同股份相同权利,不同股份不同权利,优先股的存在与股东平等原则并不冲突.发行优先股影响股东权益至巨,因此,公司之发行授权有其必要.优先股的发行需关注其发行条款,透过合同性设计符合公司需要的优先股.在立法论上,优先股的发行条件、发行规模、发行时期、发行目的、发行条款均不宜由立法予以限制,以实践优先股的合同性格,从而满足公司融资之需要.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善意受让股权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于2011年2月16日发布,该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作了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善意取得制度,从司法政策层面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更高层次上的指引,在立法目的和立法技术上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在植入善意取得制度之后,如何协调合同法规则、物权法规则、公司法规则,如何保证善意取得制度能够发挥预     

一人公司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20世纪70年代,一人公司在西方国家得到迅速发展。我国原有公司法中仅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这一种一人公司形式,并未承认自然人独资公司和法人独资公司,但实践中一人公司却大量存在。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做出法律上的肯定,但由于其内容的简约,难以适应实践需要。为此,本文拟通过对我国一人公司立法现状及缺陷的阐述,提出完善我国一人公司法律规制的设想和建议。     

完善一人公司制度设计的立法建议

放眼全球，对一人公司采取绝对禁止的国家已屈指可数，大多数国家均直接通过《公司法》明确地对一人公司予以承认，只是基于各自的立法传统和经济发展现状，在承认的模式和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而我国在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新《公司法》（下称新法）也以立法的形式对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加以承认和规范，但相关规范存有一定的局限性，为进一步完善相应立法，本文拟就一人公司的几个法律问题予以探讨。     

法人董事制度与公司治理——对“肯定说”的商榷与修法建议

法人能否担任董事?我国1993年《公司法》及2005年的修订中对此都缺乏明确规定,1997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虽规定了只能由自然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但其效力层级低,也不能规范到有限责任公司。这些立法缺漏已致实践中滋生出许多纠纷而无从解决,法理上也陷入困惑和争议。新近台湾"力霸案"的教训更促使我们有必要对法人担任董事的问题作一全面探讨和明确回答。肯定法人董事制度的学说在理论与实践上并不可行,应运用"奥康剃刀"原则,在我国公司法中明确规定董事仅为自然人,而不宜推行法人董事制度,以提升公司治理之良效。     

浅析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2005年,我国新修正的《公司法》第5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公司法》立法总则中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做出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填补了我国相关法律方面的空白。但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在立法上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亟待完善。     

一人公司制度比较研究

2005年我国的《公司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其中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对一人公司的肯定与规制。本文通过对其中某些条文的分析以及与国外立法的对比研究,提出了一些关于完善我国一人公司立法制度的建议。     

优先股之无表决权质疑

认为优先股无表决权的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无法成立。优先股与表决权并不存在必然关系,既存在无表决权的优先股,也存在有表决权的优先股。优先股的表决权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授权公司决定模式,二是法定无表决权模式,优先股有无表决权既取决于其所处的法域,叉受到当事人约定的影响。授权公司决定模式较法定无表决权模式为优,应是我国优先股立法的理想选择。     

论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是公司中的特殊类型,承认一人公司已成为国外立法的流行趋势.在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中,一人公司也应占有一席之地.是否应一般性地肯定一人公司,是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     

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司法对策

自2005年修正后的《公司法》正式确立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逐年上升,但由于立法在语言上的模糊性及概括性,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重点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公司司法解散事由认定困难;二是缺乏有效的替代性救济手段。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及域外立法的先进经验,针对上述两方面的困境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公司对外担保的平衡博弈

公司担保是公司与第三人交易的客观社会现象,西方传统公司法理论与公司立法均认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随着公司进行商事交易实践的迅速发展,公司担保对商事交易实践的促进作用,已经使公司担保的效力不可否认。随之,西方各国在现代公司立法过程中对公司担保做了不同程度规制的基础上,均认可了公司担保的效力。我国新旧公司法对此也进行了不同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公司法中设置优先股制度初探

一、引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普通股是股东享有公司法规定最基本权利的股票,优先股则是与普通股相对应的股东享有一定优先权利的股票。优先股之优先,主要体现在与普通股相比,在年度利润分配时优先分配公司利润,在公司清算时优先分得公司剩余财产。优先股股东在承担较小风险的同时,其股东权利也受到一定限     

我国股东诉讼制度之现状及完善

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12月29日颁布、1994年7月1日施行以来,来自市场和法律两方面的实践均表明这是一部较好的法律。它在规范公司法人的经营管理,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受制定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客观条件和时代背景所影响,这部法律在立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问题。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限制,《公司法》对公司股东及公司自身如何通过诉讼程序来对其权益进行保护方面的规定不多,而且即使有若干规定,在诉讼方面的可操作性也不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种立法层面…     

公司与公司董事法律关系研究评述

公司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法律主体,公司与公司董事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也一直为立法实践活动和公司法学者所重视.本文就当前公司法研究中对上述法律关系的三种论说:代理关系说、委任关系说和法定关系说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指出不同论说存在的基本困境.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不可滥用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新《公司法》设立的一项新的重要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公司立法,规范公司和股东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公司法》对这一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种种滥用现象,如不对此加以规范,则可能会损害《公司法》的立法根基——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和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本文从《公司法》的立法根基、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滥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现象的分析,强调规范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重要性。     

公司清算人制度初探

由于现行解散清算制度的不完善，实践中许多公司在解散后往往不积极组织清算，造成公司债权人和部分股东的利益被侵害，不仅降低了市场的效率，而且严重危害市场的交易安全。我国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和2008年生效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清算组的产生和职权等法律问题作了制度上的安排，但内容仍显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因此，本文着重于通过探讨清算人的涵义和法律性质，来阐释其就任与解任的条件以及其工作方式，以期对公司法的立法和实践有所裨益。     

《公司法》的修改与解释:以司法权的适度干预为中心

自1993年《公司法》颁布实施以来,《公司法》在规范和推动公司设立、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公司纠纷案件日趋增多,《公司法》虽于1999年和2004年进行了两次修正,但其原则性过强,可诉性、可操作性较弱的缺点仍然突出。在此之前,我刊曾发表多篇文章,就公司法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但是涉及公司纠纷的问题可谓纷繁复杂,我们只能是尽力做到将相关新型、深层次的问题及时分析呈现给读者。此次特别策划邀请的作者既有长期致力于民商法研究、参与《公司法》立法活动的专家、教授,亦有长期从事《公司法》审判实践、参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制定的法官,他们针对《公司法》立法中的热点问题、审判实务中亟待厘清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期望本期特别策划可以使读者对当前《公司法》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有进一步的了解。     

论公司能力的法律限制

对公司能力进行法律上的限制为各国公司立法的通例 ,这些限制表现为公司转投资的限制 ,公司短期资金借入的限制以及借贷、担保等方面的限制。我国公司法在这些限制方面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如何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立法有关这些方面的规定以完善我国公司法 ,防止公司人格的滥用 ,充分发挥公司的积极功能 ,应当是我国公司法修改过程中给予重视的重要问题。     

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明显具有强制性的特征,公司法在1993年颁布并实施,经1999年首次修订、2004年二次修订,于2005年修正,沿用至今。由于我国引入公司与公司法的时间较晚,对于公司治理方法尚未成熟,公司的管理还较为倾向于政府管制,政府管制不仅包括政府管制的方法、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公司结构等,还包括司法对公司的一种强制性处理管制。本文针对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进行分析,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管制经验结合我国公司法中的不足提出讨论问题,并探讨了立法政策对公司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