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迈向公共治理的共和路径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形成以公共治理为中介的实践共同体。我国在迈向大国治理的康庄大道中,为公共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又面临着一些困境。公共治理是共和国的治道方式,应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为基础,从共和国的视界强化"共有"、"共治"、"商谈"、"共享"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公共治理,需要发挥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优势,从而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协同治理: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

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基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资本发育不良三个方面。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共同制定公共规则,因此协同治理成为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通过协同治理构建整体性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通过协同治理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通过协同治理积累培育社会资本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保障。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回应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

“回应性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居于主要地位。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也就意味着加强与改善政府治理模式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回应性政府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与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要求相吻合。     

基于“公地悲剧”视角的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目前,网络社会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公地悲剧”的特征.为此,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公地悲剧”的途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在中国,这种公共治理模式,对推动网络社会健康发展和提高党和政府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这一主题,从“网络公地悲剧”视角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提出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政务公开制度与公共治理——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

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共治理模式是相型相构的，它们同为“现代性”事件，在思维方式、功能原则上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实现政务公开必须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同时，从效应上阐释，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扩大公共参与促成公民社会，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实现公共管理的公正性，重塑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最终有利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目前我国在实践中对政务公开制度的建设还面临许多问题，政务公开法制化缺失、政府义务性缺失、公民权力意识的淡薄均会对公共治理中政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造成阻碍。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建立与公共精神的培育等不失为促进二者发展与完善的、具前瞻性也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社会治安的协同治理如何可能?——福建南安官桥派出所社会管理创新调查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新格局,既是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组织化调控”模式的延续,同时也是对它的一种超越.其超越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新思路上面.就社会协同而言,它暗合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勃兴的“治理”与“协同治理”的理念及实践.从这个视角看,南安市官桥派出所在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所建构起来的技防网络以及借助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所构建起来的人防网络,不仅弥补了由当前基层政府财力和警力不足所造成的社会秩序供应不足的缺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协同治理的世界新潮流.这种由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共同构建起来的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网络,不仅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基层社会秩序的“善治”,而且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的权力观念,进而塑造一种柔性的权力形态.     

和谐社会与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和谐社会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方法论诉求.和谐社会蕴涵的科学高效的治理价值与理念,预示着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在我国,由政府单一化的治理走向公共治理模式,是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必然趋势.就现实视角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优化阶层关系、协调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公平,成为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公共治理的现实着力点.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构建与优化

危机管理碎片化倾向是我国城市危机管理面临的潜在共性问题.走协同治理道路,提升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是危机管理破除碎片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点.文章在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要素基础上,基于危机管理4R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基本结构,包括协同预警能力、协同应对能力、协同恢复能力、协同削减能力等.从四种治理能力出发,结合我国城市危机管理实际,提出构建和优化我国城市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区域治理视野下的架构再造——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为对象的分析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行政区治理模式面临着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已经不适应园区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园区多种风险叠合,多种公共问题杂合、难以提供即时持续的管理服务等,因此,必须加以调整.从所面临公共问题的跨区域性、治理理念的适应性、政府组织架构的对应性等方面考虑,奥林匹克公园由“行政区治理”模式调整为“区域治理”模式具有可行性.根据区域治理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奥林匹克公园应当从公共组织结构再造、公共组织职能重塑、搭建合作治理平台等方面调整和完善管理服务体制机制.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和谐社会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方法论诉求。和谐社会蕴涵的科学高效的治理价值与理念,预示着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在我国,由政府单一化的治理走向公共治理模式,是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的必然趋势。就现实视角看,推进社会公平、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成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创新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着力点。     

数字治理中多元场域运行逻辑耦合与协同机制构建——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改革创新的个案研究

数字治理是电子政务的更高级形态，具有革新政府、社会与企业间互动关系的价值内核。数字治理的落地发展需要克服其与我国政府一元管理传统的结构性紧张。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政府创新个案的研究，剖析数字治理改革的基本经验发现，充分调动政府场域、社会场域与市场场域内规范制约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公共权力逻辑、自治逻辑与价格逻辑，能够在规避政府失灵、自治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治理场域运行逻辑的耦合，有效构建起推动跨场域协同的吸纳机制、培育机制、分流机制、监督机制和付费机制。“一码解纠纷”作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在主体间频繁交互的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涌现特性，有效优化了政社关系情境。“一码解纠纷”改革仍存在数字驱动乏力、需求导向暗弱、数字异化隐忧、行政吸纳过度等问题，数字治理充分彰显结构特点与功能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

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首先厘清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始终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必须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是治理主体共识的缺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精英的共谋,应对困境的基本路径是要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