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

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是指"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生成性"﹑"决定性"意义。既包含着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论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且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去论证"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唯有此,才能在"分配正义"的认识上,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才能驳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上的"拒斥"论,才能真正认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理论里面的本真状态。     

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再论普及民主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在中国谈论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还要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最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这是一种多质态的社会,或异质态的社会。多质态的社会决定多质态的民主。民主不仅表现为"民之主"、"民知主"、"民自主"三种基本形态,在"民之主"、"民之主"或"代表制"、"间接民主"的同时,民主就带有某种"民自主"的性质,及在"民之主"或"民知主"之时的公共政策就应当充分体现出"为政以德"来。民主应处理好再分类、处理好民主与"非民主"的关系,解决好"普及民主"的着手点问题。     

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存在”——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探讨

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不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反映,而是一种与"意识"关系不大,倒与"无意识"、"欲望"有关的"社会存在"。因为意识形态建构着社会现实,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但这种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裂"。这一"分裂"既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又成为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据,因为没有现实的"分裂"也就不需要意识形态的"缝合"。然而意识形态这种"缝合"现实的努力不仅是漫长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吗?

学术界有学者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界定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凯恩斯主义的确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但其所主张的"干预"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短期内、在危机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将"凯恩斯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仅仅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这一"政策主张",却恰恰忽视了这一"主张"的"条件"。事实上,凯恩斯设定的"条件"正是运用这一"主张"的"前提"。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表述,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而不是"全面干预"。     

简讯

深圳转变发展思路深圳市今春"两会"的热点话题是社会建设,主角是"民生",目标是"幸福"。为此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在"十二五"末初步建成"民生幸福城市"。这意味着,深圳的发展思路出现"拐点"——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转向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北大核心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干部队伍中"为官不为"作风悄然而起。从生态行政学视角分析官场出现的这种消极适应性行为,我们发现"治标"与"治本"相互割裂、行政资源消耗过大而行政效能低下、"隐性行政"和"显性行政"背道而驰是当今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为官不为"治理的主要缺陷。从行政生态学角度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开启"标本兼治"型公共治理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酿生"为官不为"现象的体制机制因素;必须吸纳世界各国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以"柔性行政""谦抑行政""协商行政"开启当代中国"为官不为"治理新局面。     

老子“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啬"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收敛、积蓄、慎用的丰富内涵。它引导人们回归本性,自觉服从于"道",从而达到"长生久视"。"啬"的践行之道围绕"去"与"取"的选择展开,包括个人行为的"去"过度欲望"取"合理物欲,社会风尚的"去"虚华"取"朴实,国家治理的"去"有为"取"无为。老子的"啬"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极具价值,它启示人们须直面社会现实,提倡以"啬"为荣,以"啬"来理事、养德、制欲。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基于实践思维方式,秉持人民中心的执政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出鲜明的思维伟力,即"战略思维"谋大局、"系统思维"布全局、"辩证思维"看问题、"法治思维"求善治、"历史思维"谈初心、"创新思维"增活力、"底线思维"防风险、"精准思维"惠民生。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

中国哲学中的"和",包含"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和与同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实生物"等一些基本命题,这些命题中的"和"都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分别代表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而不是只讲"融合"这一种方式."和"本身就是多样性,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将"和"的思维运用于事事物物,就可得到各种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既包含"求同存异"的解决方式,也包含"保存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增损对立面"的解决方式、"拒斥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在矛盾双方此消彼长时不偏倚彼此"的解决方式、"双方同归于尽"的解决方式,等等.所有"矛盾解决方式","和"都可以容纳,因为这正是"和"之本义所在.     

消解“存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差别的“生态自由”

自由问题是元哲学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存在自由"认为"人的诞生"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存在。"理性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行为,依然是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由哲学"的逻辑前提选择"理性自由",在一定意蕴上忽略了"存在自由"的自由逻辑。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自由"的缺失与"理性自由"的虚幻,使得"自由哲学"更具彼岸世界般的"抽象哲学"意蕴。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研究发现了"自由哲学"的理论困难,试图用"生态自由"消解"理性自由"的理论困难,但"生态哲学"本质上依然从属于西方"自由哲学"研究的范畴。     

亚当·斯密“正义和仁慈”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当·斯密认为"正义"具有强制性,一般通过法律、规则等来维护"正义",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给别人造成伤害,应受到惩罚。"正义"是法律的基本标准,然"‘正义’的规则虽然是人为的,但不是任意的",而"仁慈"具有自愿性。亚当·斯密的"正义和仁慈"观告诉我们:"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并且"正义"是遏制"恶"的手段。"仁慈"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而可以说"仁慈"会把社会导向"善"。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当今时代,也存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性"与"道德人"的"利他性"之间的矛盾,重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分析亚当·斯密的"正义和慈善"观,将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对"性相近,习相远"的一种新诠释

"性近习远"一句历来注解众多,但流行的注释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性相近"上,从而陷于释"性"的泥潭,而遗忘了澄清"性"与"习"的关系才是该句的指归.对流行的注释逐一作了分析与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路径:将"近"与"远"释为动词,从而对"性相近"作出了"人性相亲"和"人性亲道"两种解读.同时对"习"也作了 "明习"与"盲习"的区分,认为正是"盲习"使人与人相互疏远,使人远离了"道".人只有时时反观本心,自觉依循本性而行,才能与道相合,与人为善.     

论邓小平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的贡献与习近平的发展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哲学基础。邓小平继承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提出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要从"老祖宗"与"新情况"的新结合中去认识,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去认识,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性方面去认识,要以"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检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以"于人民有利"的价值观体现"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     

论孔子思想中的“勇”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知""仁""勇"是并重的。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中的"勇"关注不够。"仁"是核心,源于人心,其实"勇"也源于人心,它需要以"知"为前提,以"礼"、"义"为限度。作个纵横比较则更有意思,孔子之"勇"和柏拉图有相近之处,它也是孟子和荀子之"勇"的源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仅指"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而不是"精英化"、"学术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而不是"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整体化",而不是"图谱化"、"肢解化".     

论道家的治国方略

道家的治国方略,以"道法自然"为基本理论基础,以"柔"和"不争"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无为而治"为治国的基本方法,以"非战"、"不尚贤"、去"苛政"为实现治理的具体路径,提出了"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的理想社会运行模式。这些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中)

三、公共管理的"德制"建设 与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线索相对应,人类社会的制度演进也是一个从"权制"到"法制"再到"德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公共管理所拥有的制度体系在性质上是属于德制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类型.在农业社会,人类所发明的是一种"权制"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了"法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只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才可能致力于"德制"建设.     

推翻帝权与洗刷奴性:辛亥革命意义的政治文化思考

辛亥革命结束了专制体制。帝制禁锢思想文化的长久影响却并没有清除。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提出了反"奴性"的任务。人们看到,当时政治"未受思想上之淘汰",因而"满清虽是推翻了,但民治仍然不能实现"。孙中山号召国民"当把从前之奴隶性质,尽数)却"。陈独秀说,如果不将国民意识中"惟官令是从"等"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完完全全洗刷得干干净净","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当时清醒的思想者都在批判"专制"时候高声呼唤与其相对立的"自由"。鲁迅曾经指出辛亥革命以来思想文化进程中新与旧斗争的"反复"与"羼杂"。他说,中国在"进化","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要推动政治文化的"进化",我们不能忘记孙中山"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和李大钊的"弃陈腐之我"、"弃专制之我"的号召。     

社会保障体系“分化”与“整合”的逻辑

从"分化"走向"整合",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进行的一场调整利益格局、追求制度体系公平的深刻变革。"整合"是对"分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整合,因此,"分化"的逻辑隐藏着"整合"的逻辑,影响甚至决定了"整合"的逻辑。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分割、身份分割、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的"分化"逻辑下渐进构建而成。当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以"地域化"试验、"单项化"突破为主,并推动全国政策与法律规范的出台。但是,"整合"仍然步入"再碎片化"悖论。剖析"再碎片化"逻辑,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需要基于全局视野系统整合,整体推进;需要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考量,同步推进;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