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成因探析

甘肃多民族地区纠纷类型及解决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州的具有民族特色纠纷解决机制最为典型。民族、宗教、人文、地理、经济等因素是形成现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直接原因。大小传统的博弈、制度供给、大众需求等是形成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及民族地区自生自发解纷机制现状及成因的探析,力求洞察不同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所引发的问题,为构建出科学、合理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种路径。     

关于湘西民族地区农村纠纷的调查与思考

湘西地区是各民族融合居住的地区。这里农村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趋势。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原因、现实原因、观念原因、利益原因等。和谐解决湘西民族地区农村纠纷,需要我们重视本土资源,推进国家法与民间习俗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纠纷的传统解决模式与现代解决方式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论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我国目前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对此必须运用理性的力量,创新调处方式,即：矫正其主导目标和价值取向,调动民间力量,转变地方政府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弱化政府在群体性纠纷解决中的地位,完善群体性纠纷的司法解决方式,确立法院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中心地位,加强与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相关的配套机制建设,从而全面完善我国现存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     

和谐社会视野下藏族习惯法化解纠纷作用的实证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某村的个案为例

于藏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藏民族心理上对习惯法的认同以及历史文化方面的影响,藏族习惯法依然在藏族地区鲜活存在,尤其对解决当地民间纠纷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认为能发挥这种作用的途径在于确立藏族习惯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     

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分析

我国并不存在经过设计或者立法明确规定的系统化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实中所采取的是以地方政府的政治行政性解决方式为主导、以司法机关的司法解决方式为配合、以社会调处解决为补充,结合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并以非诉讼方式为主体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其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纠纷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化解作用,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整体和局部层面皆面临着无法全面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困境,机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     

四川彝族地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对四川省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托县等地进行的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的调查采用了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三类。即当事人类、民间权威类、官方权威类。对纠纷类型与数量、纠纷解决主体、当事人对纠纷解决主体的选择、纠纷解决依据、纠纷解决方式等进行了分析。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在彝族的大部分地方仍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在民事领域,同时纠纷的现代解决方式在城市的彝族与汉族之间有一定的市场。近年来对彝族之间的刑事纠纷,国家也加大了干预力度。我们应该重视本土资源,特剐是以情、理、习惯等为代表的民间法,以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实现纠纷的传统解决模式与现代解决方式的衔接;从而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高校学生惩戒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惩戒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内容复杂、解决难度较大等特点。学生惩戒纠纷的主要类型有行政纠纷、学术纠纷和民事纠纷等。目前惩戒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校内申诉机制缺陷突出,校外行政解决机制通道不畅,通过诉讼渠道解决障碍较多。构建崭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论医患纠纷协商处理的法律规制

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医患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医患协商对化解医患矛盾纠纷具有积极意义,但存在医患双方力量不对等、程序规制与规则约束不足、事实认定不清、医疗过错责任界定模糊甚至规避法律责任的弊端,应通过限制医患协商的范围等措施予以程序规制与规则约束,确保医患协商和解的公正合法有效。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问题与思考

化解、调解、立法、规范是一整套预防与治理并重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援助、司法救助、人民调解、信访、仲裁、宗族力量、司法建议等是相互联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系列选择方式,共同构成多元并举的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司法保障的重要内容。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政府的重要职责。     

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化解的创新实践及经验启示——以深圳市Y街道“三前移”模式为例

创新基层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和多元化解是实现基层良善治理的重要手段。深圳市Y街道基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实需求,立足地域特色和矛盾纠纷的特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开展了信息摸排前移、宣传引导前移、多元调解前移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三前移”工作法,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化解需要须以党建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源头治理、坚持科技赋能,不断推进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从诉讼到合意——检察民事调处机制探析

当下，中国社会纠纷形态的复杂性加剧，检察机关的民事申诉环节，从诉讼到合意的趋势变得明显，检察民事调处机制的存在有着现实的意义与内在合理性。应当着力思考完善制度的方法及策略，从调处程序、调停的方式、调停人的选拔培养等方面入手，有预见性地确立制度建立和发展的最佳模式。     

酒与乡土纠纷的解决——贵州省苗侗地区的法文化考察

酒在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了确认功能、惩罚功能、警戒功能和教育功能。民族地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之所以要喝酒,是传统酒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民族心理的反映。     

从合意到强制:清至民国清水江纠纷文书研究

在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下游的黔东南苗侗等村寨,存在多种形式的纠纷解决文书,以应对当地基于不同主观过错或社会危害程度的各类纠纷。大量纠纷文书的存在既与本地民族特色有关,也与当地官方的制度安排关系密切。由清白字到诉讼相关文书,当事人的自由意志逐渐受到约束,直至由准权威的头人或具有完全权威的官方以单方面意志作出裁决,强制解决纠纷。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官府与国法成为最后一道潜在压力,在纠纷双方重复博弈的过程中,是促成纠纷于民间解决的重要机制。清水江纠纷文书是在"契约文书东来"过程中,汉文化与苗侗民族文化冲击与反应的产物。这些纠纷文书既有汉文化的特色,亦有本土民族特征。各类纠纷文书反映苗侗村寨内部演生的纠纷解决机制有着顽强生命力,与诉讼共同构成当地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     

风险社会治理的法律调控体系——以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及其法律制度衔接为视角

风险社会正改变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对风险社会关键在于运用法律的确定性对风险进行调控,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各主体的力量,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构建网状的纠纷解决体系,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程序设计及相互转换,立法原则与规则设计,配套措施等方面构建相互衔接的机制。做到各层次的法律能相互配合且程序设计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各种纠纷方式适用范围明确,衔接顺畅。     

论医疗纠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新型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在纠纷解决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简便、经济、快捷、专业型及保密性强等优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和重视,并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根据我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不失为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浅析——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新时代我国基层还呈现出矛盾主体多元化、矛盾客体复杂化、矛盾类型多样化、矛盾群体规模化、矛盾调处疑难化等问题。这需要我们通过建立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调处机制;主动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用大数据搭建多元共治的社会矛盾纠纷预警管理系统;创新优化矛盾纠纷社区多元化解联调机制等方法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探究

由于建设工程的复杂性、技术性和长期性,加之经济生活中必然存在的利益稀缺及冲突,因而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纠纷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建设工程类案件数量呈递增的态势,人民法院作为法定审判机关,有必要在现行诉讼模式之外结合该类案件的特点探寻柔性司法解决纠纷机制,使之与刚性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更为高效、便捷、公平公正地化解、解决此类纠纷,为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提供应有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当前我国建设工程纠纷的解决机制相对比较单一,尽管亦存在诉讼外解决机制的运作可能,但诉讼仍旧是当前此类案件最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成本高、刚性强、周期长等仍是这一方式不可避免的缺陷。从刚性极强的诉讼活动的另一面出发,构建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既保持了司法独立和权威的特点,亦赋予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具有必要的灵活性与自治性、能有效降低此类纠纷解决目前居高不下的司法成本并能提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程度。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的建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诉讼前和解引导机制、诉讼中调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建立第三方ADR与人民法院相互配合的纠纷解决机制。     

民族法学研究新境界——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评述及展望

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主题在2005年以前的中国法学界来说几乎是无意识的.2005年后,应化解社会矛盾问策的现实所需,部分学者才陆续将目光投向这个领域.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不仅为当下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秩序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而且有助于提升民族法学研究的现实价值.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展示...     

湖南省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调查和思考

近年来我省在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纠纷。我省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策应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化解矛盾的组织领导机制;大力发展经济,构建合理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机制,发挥其导向作用;建立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机制,将社会矛盾化解引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构建排查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建立和推行大调解格局,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责任机制。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