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征

人民内部矛盾是与“敌我矛盾”相对应的．指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后．改革已从主要是利益调整转向利益调整和利益增进并重．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特别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效率与公平兼顾．更加注重公平：从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转向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与此相适应，人民内部矛盾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表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基于关中平原S村的调查北大核心

村庄情感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载体。围绕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结合对关中平原S村的调查,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探赜实现乡村振兴中情感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往往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再生产情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激发情感再生产,实现乡村振兴。其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引领村庄发展中以其自下而上建立起的情感关联、机动灵活生发出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涵养出的情感内化等优势重塑出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引导主体、村庄村民为参与主体和“城归”为辅助主体的多元结构化村庄情感共同体;再生产情感过程主要体现为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对在村村民的情感培育、不在村村民的情感回归和“城归”的情感吸附;情感再生产是情感共同体建构的结果,体现为依托规则养成和参与深化促进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再生产。三个方面构成了相互联系、深入推进的整体过程,既从理论层面诠释了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也在实践上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发展振兴提供了指引。     

以集体产权治理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实践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的具体体现。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主体悬置、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未抓住集体产权治理这个“牛鼻子”,以实现集体产权有效治理,所以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治理有效,还得从集体产权治理着手。为此,需要通过明晰集体产权治理的核心地位、构建“自治+多元”集体产权治理权责体系、打造乡村集体产权善治基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为乡村治理提供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集体经济资源丰富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以浙江A村为例

集体经济资源状况与村庄治理运行有着密切关系。A村在其集体经济发展后，村庄治理呈现出权力结构一体化、决策机制民主化、村治运作制度化等变化,形成了突出程序合法性权威、村民公共参与程度高、能人治理与制度化初步结合等特点。村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展开，属于典型的分配型村庄。在分配型村庄中，村庄治理的后续发展态势、村庄治理过程中民主监督的缺失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政府治理视域下思辨式公众参与路径优化

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可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强化政府治理的责任感,提升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能。实践中,我国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政府与公众的协商合作理念尚未成熟、公众监督行政机关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政府治理中的思辨式公众参与效能评价体系不健全等。为此,政府治理主体应协调行政组织意识和公众个人利益认知间的关系,从立法层面规范思辨式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规则,建立健全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效能评价体系,以提升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能。     

集体经济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回顾及启示

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和成效受特定历史条件、政策导向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回顾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历程对于新时期农村党组织村治转型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从项目嵌入到组织社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类型学研究

发展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村级集体经济问题时较多地聚焦于其功能和目的、历史与现实、发展原则和要求,而较少关注到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不同村庄所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基于"项目嵌入-公众参与"的二维分析框架和浙北J市S镇的田野调查发现:新时期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出现了由依赖纵向国家项目嵌入向组织和激活横向社会网络转变的新趋势,其发展形式呈现出政社耦合型、社会嵌入型、政治嵌入型和双重脱嵌型四种理论类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类型上的差异也导致了其在村庄治理实践中发挥的分配、互惠、悬浮、兜底保障等不同功能,以及国家治理机制上的分殊。此外,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内外限制性条件。     

分配型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与运行逻辑——基于鄂中W村的实证调研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之下,村庄成为承接项目的基本单位,如何对项目资源进行分配和平衡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为了有效回应村民的需求,村级组织基于村民的利益诉求,在村民自治及民主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分配型协商民主模式。该模式通过组织的设置与调整,为村民搭建了双层议事平台,以村干部入户访谈和公共项目清单制的方式广泛吸纳和整合民意,通过规则的创新与建构保障村民的有序表达和协商,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结果的达成,有效实现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的对接。分配型协商民主坚持村民的主体性地位,激发广大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分配,通过分层级的协商机制保证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空间,提升决策的效率;同时,坚持以公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提升村级组织的自主回应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之路。     

邓小平的公平与效率思想再释

效率含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两方面含义,公平主要指分配的相对公平,其最高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公平亦具规则平等的含义。在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矛盾中,我国经济的落后状况和效率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必须将经济效率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为了实现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的平衡,在实践中必须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政府要在再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要确立先富帮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舆论导向。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加快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利于推动乡村科技化发展,又有助于扎实推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其主要挑战集中表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有待提升以及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等方面。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主要在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增强农民的满意度。     

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创新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可以理解为是乡村脆弱性的对立面、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系统韧性的组合以及乡村多种稳定性状态。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体现了秩序与发展的权力逻辑、利润与效率的资本逻辑、沟通与网络的技术逻辑、宜居与幸福的利益逻辑。针对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时刻影响着乡村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创新整体性治理路径、适应性治理路径、包容性治理路径、风险性治理路径、内生性治理路径,从而更好地提升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绩效。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五个维度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实现和持续运行需要相应的条件。利益关系、群众意愿、文化认知、组织规模和区域毗邻等五个因素,构成了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性的变量函数。每个因素对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作用和功能的影响都是不同的:利益关系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经济基础;群众意愿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先决基础;组织规模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内在基础;文化认知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心理基础;区域毗邻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空间基础。其中,利益关系和群众意愿是影响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实践证明,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需要以达成共识的文化认知作为纽带,通过共生单元彼此利益关系的交融,增强共生单元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形成一种互利共融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并以一种"包容式"价值理念来统筹新时代乡村治理格局,探寻一种以利益关系、群众意愿、文化认知、组织规模和区域毗邻为核心要素的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未来图景。     

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以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是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基层党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自治法治德治体系融合的结果,核心在于能力和资源的集成整合。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基于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多重竞争性逻辑,通过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并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推动横向与纵向治理体系相互嵌入,促使乡村治理组织的职能属性更加清晰、权责配置更加明确、资源统筹能力更强。两个村庄治理体系一体化的路径表明,整体性治理理念同样适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过程,而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体化实践的基本保障,只有具备上述两个关键条件,才能在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下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人才短缺与治理结构失衡以及多个治理体系间缺乏兼容所带来的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新探——以利益表达为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就是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结构互动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适应农民利益表达的需要,农村治理结构必须突破旧有模式,走向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两委"的组织依托、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结构新范式。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视域下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旨在保障私人对政策与规则的制定、执行的参与权以及突破传统的命令-管制式管理模式。邻避冲突的导火索是公众参与权的严重缺失,而这是对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严重背离。邻避冲突产生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公共利益的优益性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公私合作治理理念羸弱造成公众参与不足、权利救济渠道不畅致使补偿机制短缺。以协商性行政决策程序为立足点来探究邻避冲突的解决路径与公私合作治理理念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