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数字治理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数字治理是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的融合,其具有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推动公民互动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作用。通过对国内近十四年数字治理期刊论文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数字治理理论研究在指导实践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治理研究方法和对象单一、研究内容趋同。推动数字治理的实证理论研究、公民的互动参与、基层数字治理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数字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字治理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数字"与"治理"如何平衡、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治理中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数字形式主义的在场形态、生成逻辑及规制理路

数字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时代衍生出的新样态。较之于传统形式主义，数字形式主义具有判识难度更高、负面影响更广、规制难度更大等特点。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数字形式主义的在场形态，厘清其生成逻辑，并有针对性地从加强数字治理、培育数字素养、健全数字制度三个维度对其加以规范治理，以解决普遍存在的数字形式主义、强化“四风”整治效果。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

当今社会已步入信息社会发展阶段,数字经济随之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业态,既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也给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加强数字经济治理,需认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特征,构建符合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实际的理论框架;以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为指导,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实施路径。     

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内涵、意义与实现路径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从各个层面考察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社会治理方略。数字包容理念是全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对于老龄社会治理尤其重要。基于社会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需要厘清“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概念内涵，并从加强观念培育、增进协调治理、引导产业发展、鼓励社群支持和开发主体潜能五个方面构建数字包容老龄社会的制度框架。考察对老年人友好的数字包容社会的建设，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有利于及时回应老龄社会新形态和老龄群体的需要，助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利于发挥我国基础设施优势，丰富数字中国战略新时代尊老孝老的内涵。建设“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应全面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践行积极老龄观，增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采用生命历程视角前瞻性规划与布局，提升互联网服务和内容适老化水平，有效发挥互联网使用的辐射效应，加强建设效果评估，完善数字包容社会建设政策。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逻辑、核心要义及其时代价值

数字经济是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变革调整的必然趋势,习近平通过长期实践和深度思考形成了其数字经济发展思想。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思想,萌芽于"数字福建"的战略构想,孕育于"数字浙江"的决策部署,形成于新常态下的巨大变革,发展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出发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落脚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始终,是历史与逻辑的相互统一。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关键议题、基本路径三个维度对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思想,核心要义予以深刻阐析,在有序高效恢复经济活力、全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稳步推进世界数字化治理等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探究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出现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形态,其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和平台性等特征,急需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其中,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从理论来看,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认为,协同治理包括"实质参与、共享动机、联合行动能力"三个关键要素。基于此,从实践来看,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应构建多元主体间的领导协调机制,这是实质参与的保障;构建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这是共享动机的保障;构建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这是联合行动能力的保障。     

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助推治理现代化进程：根源、相关性与途径

在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有着深刻的内涵,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特征。调适政府边界对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源于：数字治理不同阶段对政府边界及治理能力、水平的需求不同;调适政府边界有助于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数字治理“浪潮”中针对现实需求准确地调适政府边界从而显著推进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可能性。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治理主体准确确定政府边界的范围;分项完成不同阶段的治理任务;革新治理理念并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数实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人才培养的挑战与应对

培养数字人才是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在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以及个人学习能力、意愿与机会等层面面临数字人才培养挑战。未来,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数字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以及治理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合力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探索数字人才培养新路径。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公共危机治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

实现公共危机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政绩导向的静态维稳观到重视公共需要的民生观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民生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实现从政府一元治理到社会多元共治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从机构裂化到部门协同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在治理环节上实现从重应急处置到各环节并重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全流程治理;在治理手段上实现从传统手段到信息技术手段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数字治理。     

数字社会治理：价值变革、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社会构造的虚实相融新社会图景描绘了人类数字时代的价值变革趋势，体现为虚实互构、虚实共生、社会赋能。深度介入时代特质的数字社会治理，也面对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数字世界的原发性和脱域性风险、虚实交融中的工具性和外延性风险、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和挤压性风险。为此，应创造性地确立以人本、包容的价值规范为主的治理理念，建立以优化算法、提升算力和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治理体系，形成以体制机制、数字生态规则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真正建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型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动因、内涵与路径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共同驱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及时回应数字时代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重视制度变革的基石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与高效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构建全功能集成、全网络融合、全周期管理、全要素连接的数智治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