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建构的机制——事实的感知和注意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与建构问题是司法实践中最为重要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从裁判主体（主要是法官）的感知和注意及心理因素对认定与建构案件事实的影响以及对认定与建构案件事实的依据、方法等进行了分析。     

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建构的机制——事实的感知和往意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与建构问题是司法实践中最为重要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从裁判主体(主要是法官)的感知和注意及心理因素对认定与建构案件事实的影响以及对认定与建构案件事实的依据、方法等进行了分析.     

论裁判文书的公正价值

实体公正在裁判文书中的表现实体公正的标准表现在裁判文书能够准确地认定事实和正确地适用法律两个方面。法律文书按照案件的性质不同可分为刑事诉讼法律文书、民事诉讼法律文书和行政诉讼法律文书。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事实包括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目的、动机、手段、实施行为的     

莫学镕申请国家赔偿案

【裁判摘要】在刑事、民事法律关系交织的刑事赔偿案件中，审查公安机关扣押、追缴行为是否合法。一方面应坚持生效刑事、民事裁判事实认定和主文对刑事赔偿案件的羁束力，另一方面应通过对现有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依法准确认定本案在生效刑事、民事法律文书中未有涉及的事实。     

在法律与事实之间——司法裁判中事实认定过程的法理分析

理论界和实务界通常认为司法裁判的过程是"先查清事实、后适用法律。"对此论断进行反思,指出两者的统一性,并从多个层面、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法律与事实的不可分离性。从法理的视角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过程进行分析,并开创性地提出案件事实具体应当划分为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案件的法律事实,与之相对应案件的事实认定过程实际分为证据事实认定阶段和法律事实认定阶段,此两阶段分别受程序法、证据法和实体法所规范。     

死刑价值观念与死刑案件的事实认定

在共同犯罪致死一人的案件中,要切实贯彻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对于地位、作用较次的被告人,在适用死刑上应当区别对待;死刑案件的事实认定,同其他刑事案件一样,会带有主观的选择色彩,离不开价值观念的指引。刑事法官应自觉、自主地超越法条审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观念,以更加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更好的司法裁判。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是刑法司法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内容。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是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符合经验法则的直接体现。运用常识、常理、常情可以对刑事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关键情节或重要情节和因果关系进行认定,也可以对刑事案件的主观事实包括罪过形式、犯罪倾向和犯罪动机等进行认定。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之所以应该常识、常理、常情化,是因为常识、常理、常情本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或指引,故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能够在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论中确保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刑事裁判的正当性。     

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智能化

事实认定是司法裁判的起点,随着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渗透,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智能化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具备事实认定知识的机器对民事证据做出合法律性、合逻辑性的判断,从而自动查明案件事实.但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抽象性、层次性,证明规则需要价值判断或解释等,现阶段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智能化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实现民事诉讼事实认定智能化的可能路径是:建立事实认定流式大数据知识库,使机器具有完备的法律知识;强化法官事实认定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使该知识成为机器可识别的编码语言;推进算法研发,提高事实认定的精准度.     

浅析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法律适用问题

随着当事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已经成为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一个难点问题,笔者从工伤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事实证据的认定、工伤认定法律适用问题、工伤认定中程序瑕疵的审查处理和裁判方式入手,阐释了人民法院在处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时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量刑事实的证明与认定-以人民法院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

以人民法院的200份生效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分析量刑事实的证明与认定。在样本中,对量刑证据的证据能力的要求较为宽松。证据证明、推定和司法认知在量刑事实的证明中都得到了运用。量刑事实与定罪事实适用了相同的证明标准,即“证据确实、充分”。罪重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罪轻事实根据其类型的不同,举证责任分别由控方和辩方承担。量刑事实认定说理存在遗漏应当认定的量刑事实、简单罗列量刑证据、说理武断和对适用的量刑事实遗漏认定环节等问题。辩护人对于量刑事实的证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述样本中反映出的量刑事实证明与认定现状对于研究量刑证据理论和其他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误认之预防机制研究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的误认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间接损害着整个诉讼制度的正当性,甚至成为影响我国当下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误认预防机制的研究便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要建构有效的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误认预防机制,应当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保障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理性思维进路的有序进行;二是有效导控裁判者非理性因素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三是完善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外在程序配置。     

人工智能与事实认定

人工智能与司法的深度融合,既体现在案件的法律适用环节也体现在事实认定环节,而事实认定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人工智能对案件事实认定的介入,需要将证据数据化、对数据进行运算整合、输出人可以理解的结论。在证据数据化环节,需要对证据进行结构化的数据改造,并克服语言障碍。在数据整合环节,人工智能主要以概率推理而不是因果推理作为逻辑推理方式,其算法也需要面对可计算性与复杂性两大难题。在结论输出环节,需要解决机器学习如何深化、信念如何建立与机器如何表达等难题。人工智能融入案件事实认定所面临的这些主要难题,可以尝试通过“小数据”训练,逐步构建人工智能“心智微结构”去慢慢攻克。     

浅论经验法则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及局限性之克服

经验法则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事物属性以及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一般性知识或法则。经验法则在决定证据能力、评价证据价值、事实推定中的推理、引导当事人证明活动的进行以及为证明标准的适用提供判断依据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为了克服经验法则在盖然性程度的差异、经验法则适用上的条件性和具体性以及受法官生活经验影响等因素的局限 ,必须从法官制度、证据制度以及程序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法律技术的内涵及其范围

法律技术是法学方法论体系中,围绕法律的适用所产生的技能、手段,它不同于法学研究方法,也无法涵盖法学方法论的全部内容。法律技术是传统性与正当性相结合、理性和经验相统一的具有专业性的法律适用方法和手段,既具有科学的特质,又体现人文的精神。在法律技术的范围上,可以分为“文本分析技术”、“事实发现技术”及“法律适用技术”三个层面。     

试论法院证据调查制度的客体———以案件事实为视角

法院证据调查的客体是法院证据调查权所指向的对象.在民事诉讼中,司法证明的目的在于获得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因此,案件事实是法院证据调查制度的客体.只有对案件事实获得真实发现,才能做出妥当的司法裁判.在案件事实中,只有对裁判具有显著意义的主要事实、具有抽象性的间接事实和涉及公文书真伪辨别的辅助事实以及具有证明必要性的争议事实,才是法院实施证据调查的具体客体.     

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 以事实证成理论为分析框架

情理推断是以经验知识为前提的推论,其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是必要但危险的。我国现行印证证明模式中并没有包容情理推断的空间,但其却在实践中隐性运作,同时因缺少约束机制而易于导致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判。为化解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有必要规范情理推断在司法证明中的运作。然而,传统印证证明理论的外部视角,无法描摹司法证明的全貌,可以引入一种内部观察视角作为补充。司法证明在结构上是包含价值判断的论证式经验推论,事实认定因而具有似真性。在似真性证明的制度语境中,情理推断作用于从证据命题推导出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辅助裁判者认定并证成对事实的确信。在该事实证成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情理推断的规范运作需要以认知开放的竞争性论辩程序为场域,以包容性的证明方法体系为前提;为防止权力滥用,还应给裁判者施加事实证成义务。     

论经验法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经验法则作为约束法官自由心证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不成文法则逐渐受到司法实务界与学术界的重视。但如何准确适用经验法则,特别是在涉及专业问题的新型案件中准确适用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仍然是民事诉讼学者探讨的课题。本文从经验法则的概念入手,对经验法则的分类进行探讨,在明确经验法则分为一般经验法则与特殊经验法则的前提下,对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特殊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进行了论证,并对我国审判实践中如何更好地运用特殊经验法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试论如何正确应用DNA证据

拟构建一套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以避免DNA证据被错误解读和运用,明确法庭科学家和法庭审判者在DNA证据应用中的权责界限,保障事实认定之准确性和司法审判之公正性。提出了以概率统计学为工具,实现从“匹配”到“来源”之逻辑转化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初步构想,并对当下主要的DNA证据解释方法予以分类和评价。     

论法官直接认知与司法鉴定的界分

法官直接认知是法官直接对本案适用的法律、相关待证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或者在当事人举证已经达至证明标准时,直接加以确认形成内心确信的情形。司法鉴定是请求专家对案件事实或者证据事实出具相关意见的一种辅助证明活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逃避法官直接认知而滥用司法鉴定的不良现象,应当在理论、立法和司法上准确理解法官直接认知和司法鉴定的功能与范围,二者不可简单替代,尤其不能以司法鉴定代替法官直接认知。     

An introduction to judicial fact-finding

This article seeks to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as to how judges determine facts. It draws on material across a range of jurisdictions as to how judges themselves have described what they do and what they ought to do. It explores what factors judges take into account when deciding whether the evidence of a witness is credible. It examin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col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vents by witnesses and considers how judges draw inferences from primary facts. The importance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expert evidence, judicial notice and the giving of reasons in the fact-finding process are also expl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