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的绝对走向现实的相对——走出刑事证明标准的事实乌托邦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争论。基本上可分为“法律真实说”和“客观真实说”。如何对其进行充分认识,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又该如何取向值得关注。本期刊登一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文章,以飨读者。     

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误解中的对立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争论。基本上可分为“法律真实说”和“客观真实说”。如何对其进行充分认识,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又该如何取向值得关注。本期刊登一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文章,以飨读者。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正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一、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和理论界说二、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我国刑事诉讼应当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如本文前述,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以“实事求是”或“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证明标准。因为“我国的证明制度,既是人民司法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同     

论刑事诉讼中的"真实"

在认识论上,只存在客观事实与客观真理,不存在主观事实与主观真理。但在判断真理与事实的真实性上,却存在着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两种不同标准。客观真实的标准适用于对现存事实真实性的判断,主观真实的标准适用于对已逝事实真实性的判断。犯罪事实都是已逝的事实,因而不可能适用客观真实的标准。“法律真实说”指出了“客观真实说”的缺陷,意义重大,但它只指出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业”属性,并不是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准确概括。只有“主观真实说”符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本质属性。主观不等于主观主义,主观真实也不是主观臆断,它具有坚实的客观性基础。承认这一事实,并依照自由心证的特点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不仅不会导致主观主义,相反更有利于防止主观主义。     

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与现实——证明标准问题上的一种相对合理主义观点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直实”的争论。其实，这一对法律概念蕴含着证明理念、证明程度和证明要求这样三个层面的涵义，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对立。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理念，客观真实的证明程度是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境界，兼采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是我国刑事司法的现实选择。在刑事司法上坚持相对合理主义，有助于缓解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客观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探析

本文认为,我国“客观真实”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带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缺乏现实性及操作性.“法律真实”应为法院裁判的事实依据,是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     

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

无论是刑事实体法律规范还是刑事程序法律规范都不具有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功能。“法律真实”所陈述的基本内容与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重复 ,所以“法律真实”证明标准是不能成立的 ,“法律真实”这个概念是一个伪概念。“客观真实”标准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和是否充分的有机统一 ,对传统“客观真实说”作一些必要的限定之后 ,客观真实标准仍然是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中的最高标准。我国现行的客观真实模式下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建构上不但落后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且也没能建立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借签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势在必行,且意义重大。     

刑事诉讼目的新论

“惩罚犯罪”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之一,存在六大缺陷。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是“发现真实、保障人权”。“发现真实”的“真实”是一种法律真实。“发现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有助于实现我国诉讼认识论和刑事诉讼构造的转变,在证明标准等问题上促进我国证据制度的发展。     

略谈审查起诉中的证明标准

改变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定案的证明标准相同设置为“客观真实”的做法,在建立刑事诉讼“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设置新的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上存在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然而这两种学说都各有弊端,不能单独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制度,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相结合的,具有逻辑性、层级性、规律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成为一种必然。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为法律真实

近年来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成为我国诉讼法学领域乃至整个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些学者对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提出了挑战 ,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是一种法律真实 (亦即相对真实 ) ①;而持客观真实论的学者也积极回应 ,《法学研究》2 0 0 2年第 4期刊登了张继成、杨宗辉二位先生撰写的“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一文 (以下简称张文 ) ,主张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客观真实” ,并从逻辑学的角度对持“法律真实”论的学者进行了批判。张文的发表在法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为无论是持法律真实观还是客观真实论的学者 …     

司法公正与效率视野下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讨

本文考察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证明标准,指出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异后,以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为支点,对传统上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提出质疑,主张建立以“法律真实”为诉讼价值目标,以“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为主,而以在一些特殊案件实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为辅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后,文章还关注法学界和司法审判的最新动态,探讨了“盖然性占优势”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审判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     

源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表述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文认为此种规定存在不少缺陷，首先它在认识论上体现的客观真实标准越来越受到法律真实的挑战，其次它又不能体现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本应有的阶段性、层次性差异。因此，文中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健全应加强对证明标准的研究和完善。     

略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是证据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明确证明标准,有助于证明主体按照既定的要求完成证明的任务,有助于法院正确审理行政案件。由于行政诉讼在诉讼的性质、任务、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承担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之处,因而在证明标准上不宜采用与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诉讼,高于民事诉讼,达到“法律真实     

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文章反驳了否认认识论对证据制度起指导作用的“误区论”。认为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达到诉讼客观真实。客观真实是绝对真实与相对真实的统一。文章不赞同用法律真实或相对真实代替客观真实的观点 ,认为相对真实论的要害是不承认能够证实犯罪人是谁 ,这必然会导致错判。文章坚持我国法定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排他性证明标准 ,不赞成采用英美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指出“排除合理怀疑”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文章分析了设立刑事证据规则的目的、功能 ,认为其目的和功能是多元的 ,而发现客观事实是其首要目标 ,并指出 :认为认识论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观点是错误的。民事诉讼证明、行政诉讼证明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 ,但也应当以认识论为指导。     

刑事诉讼中的“真实”

我国刑事诉讼标准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笔者分析了两者的差异,提出法律真实较为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实际情况,建议将法律真实确定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同时要吸收客观真实的合理因素。     

论犯罪事实的性质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最终确认的犯罪事实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实,主要存在着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竞争。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对抗并非两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间的对抗,而是对刑事司法程序中确认的认识论犯罪事实的两种不同定性。法律真实说之所以更为恰当,是因为法律真实说尊重现实,可以为认识论犯罪事实的可谬性找到逻辑上的根据,有利于程序优先司法理念的确定,并且符合司法特质。     

浅议“排除合理怀疑”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借鉴意义

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则是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随着我国诉讼理念的发展以及对证据制度的深入研究,我国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及“排他性”,”惟一性”这一标准过严、过高,无法达到,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在法律真实说的基础上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证据标准与证明法则──兼谈证据的一般理论问题

证据作为证明的根据，本身也需要证明。只有证明了证据本身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来源的合法性，说明确认了证据形式标准、证明的程度，表明了证据的确实性和充分性，才能依其为根据来证明案件事实。重视证据形式、规范标准及证明法则的研究，是现代刑事诉讼实践的需要。一、证据概念与证据标准关于刑事证据概念，国内外有许多学说，诸如原因说、方法说、手段说、结果说等等。我国现行立法及理论将证据规定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据的属性概念确定为事实，而且是证明了“真实”情况的事实，可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