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批判

取证主体合法，即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被我国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视为证据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素之一。虽然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上并无直接、明确的法律条文倚为支撑，但却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实务部门奉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判断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依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取证主体限于法定的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他机关或个人均不具有取证的主体资格，其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直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然而，由于法解释上缺乏依据、法理基础缺位以及法实践中导致的悖论，我国传统证据法学所主张的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其实并不是一项科学合理的证据学理论，应当予以扬弃。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的效力

私人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在实践中,私人取证的现象大量存在,但同时也存在私人在取证过程中侵犯被取证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关于私人不法取得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有不应排除说、法律程序一元说、法益权衡理论等理论学说,而法益权衡理论更为合理。根据法益权衡理论,建立私人不法取得证据分类排除机制,切实保障被取证者的合法权益、被告人不受不当定罪的权利和国家追诉利益。     

非法证据之“法”的范围辨析

法律规范具有层级性.证据材料究竟要触犯何种法律规范,方可属于非法证据,即非法证据所违之"法"的范围如何,在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中不尽一致,我国理论界的认识也尚未统一.在我国,司法实践已经表明,证据材料违背各个层级的法律规范,都将导致非法证据的形成.所以,非法证据所违之"法"的范围,是指法律规范体系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     

试述法官对刑事证据的认证方法

法官对刑事证据的认证,实际上就是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根据司法实践,法官对刑事证据的认证方法有综合比较法、鉴定法、对质法等六种.     

从证据能力视角审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

证据能力是证据从材料到定案根据的基础。学界长期关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因证据能力的有无展开论证。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证据能力的规范,部分吸收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同时配套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是衡量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时证据能力有无的重要标尺。     

论内部行政证据概念之证成及意义

内部行政证据是指在公务员的管理中，证明与政府机关和公务员双方主张有关的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它在存在场域、价值取向、证明对象、主体地位、认定依据、审查重点与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与法证据不同，是一种新型证据。内部行政证据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大证据学的体系构建、客观公正原则的具体实现和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论检察官的证据意识

忽视证据或者不准确掌握和理解刑事证据的采信标准,就无法保障法律监督活动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因此,检察官不仅要树立科学的证据观,而且要掌握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应当严格把握证据的关联性,严格审查证据的可采性,以及注重证据的证明能力。     

论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

本文从各国对待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的不同态度出发 ,考察了在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及实践做法 ,分析了背后蕴涵的理念基础 ,从而 ,力图为我国在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取舍方面寻找合理又合情的理论基础 ,并对具体制度的建立提出建议。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问题研究——以监察证据为视角展开

在国家监察制度运行过程中,《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衔接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监察证据如何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是二者衔接的核心问题之一。尽管《监察法》第33条对监察证据的使用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对该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监察证据资格认定时,仍需人民法院进一步审查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监察取证时,除适用《监察法》外,还要参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非法监察证据排除时,因《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相互交叉并有所差异,在适用两法时应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辨析——兼与李莉同志商榷

证据能力与证据的合法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它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成为诉讼证据的条件 ,是一个从质上反映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的范畴。因此 ,只有同时具备了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事实材料 ,才具有证据资格。证明力是指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的作用及作用程度 ,它的涵义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 ,它反映某项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 ;第二 ,它反映了某项证据对待证事实产生证明作用的效果。证明力是从量上反映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的。证据资格与证明力共同作用 ,才能完整地反映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     

计算机犯罪证据刍议

计算机犯罪证据的收集和处理是侦办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关键和难点。计算机犯罪证据与传统证据形式相比有许多不同特点,但具体分析,我们仍可将其归入书证和物证的范畴,因此计算机犯罪证据具有证据能力。计算机犯罪证据的证明力并不强,必须与其他证据相配合才能定案。计算机犯罪证据的收集和处理与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民事案件中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录音证据在民事案件中越来越多的被当事人所"青睐",而录音证据在审判实践中被告法官采纳的确少之又少。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对于录音资料这一类视听资料的证据规则规定笼统模糊,造成不同法官对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采取不同看法,对于录音证据如何审查和认证、非法录音资料如何排除等问题也存在不少争议和分歧。本文拟通过相关案例,通过分析民事审判实践中对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存在的分歧,详细探讨如何理解和正确判断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     

计算机犯罪案件中的证据问题初论

计算机犯罪证据的收集和处理是侦办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关键和难点。计算机犯罪证据与传统证据在形式上有许多不同特点,但如果具体分析,我们仍可将其归入书证和物证的范畴。因此,计算机犯罪证据具有证据能力。计算机犯罪证据的证明力并不强,它必须与其它证据相配合才能定案。计算机犯罪证据的收集和处理与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基于比较法的思考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制度，鉴定专家都需要出庭，并就鉴定结果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而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无法受到有效的检验；而且在证据能力和证明的关系问题上，证据能力缺乏独立的品格，附属于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未来我国需要从鉴定人出庭、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庭审的实质化，以及树立证据能力的独立品格等方面来彻底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     

论客观性证据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推崇主观性证据中心主义,由此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从而产生的冤假错案也饱受诟病.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提出,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响应,各地公、检、法机关也纷纷开展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比主观性证据与客观性证据,发现主观性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司法公正方面不及客观性证据可靠,因此应当转变证据审查重心,实现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

任何事物要想成为刑事程序中的证据，必须具备证明能力(相关性)和证据能力(可采性)两个方面的条件，文章就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从言词、实物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论当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证据之证据能力

证据需具有三性，证据具有一定的要件在法律上才有证据能力。司法实践中，律师、纪检委等不是收集证据的法定主体；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及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     

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

《刑事诉讼法》第54条、《监察法》第33条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随着纪检监察机关办理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一些基础性、制度性问题凸显。为了顺利解决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首先需要准确界定监察证据的概念和类型,其次需要正确解读《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的立法目的、立法内容。必须指出的是,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解决的只是证据准入问题并不是证据证明力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审查证据的办法来保障监察证据的规范调取、正确使用。     

浅谈法官对科学证据的认定

科学证据能帮助法官断清案情,为公正裁判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法官若无法正确判断和认定科学证据,就会降低其原有的诉讼价值。法官只有在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与鉴定人的沟通,并综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质证法、专家咨询法等方法,才能准确地认定科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