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企业家”纷纷“中箭落马”的启示和思考

<正>今年以来,各地不断传来一些原来的所谓“优秀企业家”因贪污、受贿等罪行被撤职、审查乃至判刑的消息.例如,人称“中国烟草大王”的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主谋私分公款、个人贪污170万美元,利用批烟的权力指使其亲属索要和接受4千万元人民币,正接受审判.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涟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宋焕威,利用各种手段,伙同亲属、情人一起贪污、受贿300余万元,正接受审判.曾把工厂带入“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行列的湖南大型国有企业株洲钢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顾志度,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等等.     

一名乡党委书记的堕落轨迹

2010年4月30日．恩施市人民法院对黄学君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黄学君有期徒刑十年；依法追缴其违法所得人民币18.2万元。     

两任粮食局长“前腐后继”

2008年8月26日．黄石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原黄石市粮食局局长范学全贪污、受贿共计55．5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论斡旋受贿——兼谈胡长清收受符某1.3万元构成犯罪

报载 :胡长清案中 ,检察机关指控其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间先后三次收受海南省三亚市国税局干部符某１．３万元 ,并利用职权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向海南省国税局筹备组负责人打招呼 ,要求提拔符某 ,胡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３８８条之规定 ,构成受贿罪。法院判决认为 :胡长清１９９３年已调离国家税务局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其职权和地位不足以影响、制约三亚市国税局干部的提升。且符某是１９９６年按正常程序提拔的。因此 ,这１．３万元属于朋友间赠予 ,不属受贿。这场检法分歧由于胡长清受贿金额特别巨大并最终被处极刑而被人…     

“潜规则”绊倒秘书长

2009年12月31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淮南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刘祝仁有期徒刑五年，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非法所得予以追缴。法院认定：刘祝仁利用职务便利，为建筑商谋取利益，受贿人民币30．5万元、美金6000元，已构成受贿罪。     

司法局长的＂堕落＂

随州市司法局原局长张乐成一案日前尘埃落定，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张乐成有期徒刑13年、没收财产2万元、追缴贪污和受贿赃款及违法所得19万余元。     

大钱不敢收 小钱不断收——十堰市委原副书记蒋显福“收一点小钱不要紧”的思想让他走向堕落

十堰市委原副书记蒋显福受贿有一个“原则”：在大宗贿赂面前“紧守堤防”，但“在小钱面前收一点不要紧”，因为那些“小钱”可以视做“礼金”、“人情往来”。从1997年8月至2006年12月，蒋显福利用职务便利．每次少到几百、几千元．多则几万元．先后收受17人的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29万余元。2007年12月22日，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蒋显福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没收个人财产4万元。     

受贿罪实证研究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罪，也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本文研究的648例样本中，受贿罪的无罪判决率为0．62％，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为2．78％，缓刑判决率为16．77％，事实上的自由刑（含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率为92．7％，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为4．35％；648例全样本，平均受贿数额844167．70元，其中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73．6％，10万元以上的占56．5％，宣告刑平均刑期为8．79年，其中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平均刑期仅5．32年，接近于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在548例大样本中，平均受贿次数为9．45次，平均每次受贿数额为65331．45元，被告人受贿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样本总数的40％左右；受贿罪的平均案发时间间隔为49．70个月（4．14年），其中案发时间间隔在5年以上的样本数达217例，占样本总数的34％左右。“一把手”犯罪较为严重，占样本数的40．54％，单位领导（包括正职、副职等）犯罪占样本数的63．43％。     

真贪官攀上假处长

按照“游戏规则”，只有包工头贿赂县官，哪有县官去贿赂包工头的？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当然，前提是县官想找靠山，包工头又是“中组部处长”，2006年7月5日，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因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反思

一、职务犯罪轻刑化在实践中的表现 （一）立案起点把握太高 职务犯罪的立案起点刑法有明确规定，以受贿罪为例，我国（（刑法》第386和383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0000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研究

受贿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确立依据应是"最低劳动报酬倍数"。受贿罪可分为普通型受贿罪和特别型受贿罪。若以盗窃罪的犯罪起点数额为参考标尺,普通型受贿罪与贪污罪一样,其犯罪起点数额应是盗窃罪起点数额3倍。特别型受贿罪主要形式有:交易型受贿;收受干股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委托理财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在许多情况下,特别型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应高于普通型受贿的定罪起点数额。对于情节特殊型受贿罪,不应确定定罪的起点数额。在有受贿数额(不论大小)的情况下,其应以特殊情节(后果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主要依据来认定受贿罪。     

完善反贪污贿赂机制的几点思考

一、当前贪污贿赂腐败现象的主要特点 从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犯罪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机关干部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少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把权力商品化,把市场经济奉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的生活和国家机关政务活动中,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如原河南省汝州市市长徐中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47.5万元,贪污公款1万元。原海南省计划厅厅长姜巍利用职务之便利受贿12万多元,美金1000元。原我区防城县副县长梁正矩利用     

面向“三农”促进供销社改革发展

联系实际,谋划发展目标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供销社从2005年开始,经过4年的努力拼搏,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供销社改革发展的成功之路.到2008年资产总额达8.5亿元,比2005年增加3.1亿元,所有者权益3.1亿元,增加0.9亿元,完成商品销售总额14.81亿元,增长8.1亿元;农业生产资料零售完成1.82亿元,增加0.5亿元;农副产品收购7.31亿元,增加4.6亿元;上缴各种税费773万元,增加224万元;利润344万元.增加242万元;出口创汇1654万美元.在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促进了红塔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企业应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电白县糖果厂经营情况调查

<正>电白县糖果厂是一间专营食品加工的国营企业.主要生产“花影牌”系列饼干,兼产糖果、冰糖、冰片糖等产品.自1988年以来,该厂连年报捷,尤其是最近三年,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同步增长:1991年,产值2940.6万元,税利170.1万元;1992年,产值3531.5万元,税利210万元;1993年,产值4781.7万元,税利301万元.据     

试论受贿案件侦查效率的提高

受贿案件侦查效率低,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行贿、受贿双方因利害关系而难以突破其口供;二是证据单薄;三是在构成案件方面,有些难以查证,且容易被侦查人员忽视。因此,侦查机关在侦查受贿案件时:第一,要运用好坦白免责政策;第二,在立法上要明确“贿赂推定”制度;第三,要全方位收集证据,尤其是有关构成要件的证据。     

敛财百万的村支书

村里要建垃圾处理场．村干部虚列虚报土地补偿款。竟敛财百万元。日前，这名“有水平”的村干部——武汉市阳逻街老屋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水平．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刑13年。     

正厅院长被推上被告席

2008年10月20日上午．恩施市法院审判厅内座无虚席。站在被告席上的彭振坤满头银发．事发前，他曾任湖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恩施州为数极少的因涉嫌受贿罪而受审的正厅级干部”。根据检方指控，1998年至2006年，彭振坤在担任湖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期间，在本单位的建设招标议标、工程发包等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为在本单位承建工程的多名项目经理谋取利益，受贿199万元。     

社会保险工作成绩喜人

2015年以来,南宁市上林县社会保险事业局以开展“四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扎实推动工作作风的转变,努力提高服务群众水平。截至今年4月底,上林县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1.84万人,养老保险费征缴收入2100万元;基本医疗保险参保4.894万人,医疗保险费征缴收入1361万元;失业保险参保1万人,失业保险费征缴收入262万元;工伤保险参保0.84万人,工伤保险费征缴收入122万元;生育保险参保0.96万人,生育保险费征缴收入120万元。     

论受贿案件的证据收集

受贿案件作案十分隐蔽、证据非常单薄,如何收集、充实证据,既是受贿案件侦查的重点,也是其难点。下列途径和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广泛调查知情人;通过查赃款赃物的来源、去向来充实证据;注意收集再生证据;通过查受贿人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来充实证据。     

论我国首次移管被判刑人的成功实践及启示

移管外国被判刑人是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一种主要形式,我国于1997年9月首次与乌克兰开展被判刑人移管的个案合作。我国与外国进行被判刑人移管有诸多启示:首先,表明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是我国参与国际刑事司法活动的客观需要;其次,表明我国具备进行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司法能力。我国开展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是一条可行之路,同时要求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立法应当具备一定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