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对策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使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所以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和经济安全等。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树立＂新国家安全观＂,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解决本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根源。     

我国非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主要视角

非政府组织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非政府组织存在的许多显性和隐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对于非政府组织这样一个既＂新＂又＂旧＂的考察对象,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厘清一些基本问题,对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对于处理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盏、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联而不盟: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

准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次级安全合作方针之上形成的安全管理模式,它与联盟、松散联盟、联合和协约等范畴之间存在类别上的差异。准联盟成员出于安全合作目的聚合力量,却不为安全合作签订正式盟约,体现出"联而不盟"之特点。准联盟构建的隐性逻辑是安全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认知共同体或价值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后冷战时期,准联盟外交日趋频繁,这对当今世界的联盟体系将产生"侵蚀"作用。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和扩展,准联盟将成为其维护安全、提高地位和拓宽海外利益的重要借助手段。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安全困境：中印南海地缘利益博弈——以印越南海油气项目为例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困境＂被视为大国崛起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与现实阻力,中印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一直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2011年10月12日,越南国家主席访问印度,两国签署了南海油气合作项目,并极力推进南海问题国际化,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印两国的安全困境。本文从印越油气合作项目出发,探讨了中印＂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阐述了在南海问题上印度对中国的制衡政策,最后指出了两国走出困境的途径和手段。     

中国经济议题安全化的国内层次分析：以凯雷并购徐工案为例

随着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经济效率与民族经济独立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凸显,一些经济议题开始进入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视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聚焦于安全问题的社会建构,强调安全行为主体之间的共享认知。虽然在体系和地区层次上,经济领域的安全化动力表现强劲,但国内层次的安全化动力亦不容忽视。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国内的社会精英能够运用社会力量,公开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及安全认知,进而在与其他安全行为体的互动中,影响甚至改变国家的安全利益认知,说服国家接受安全化动议,使特定议题安全化。     

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问题凸显,其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更易于发生在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之间;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具有因国家而异的非线性特征。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经济传导机制;少数大国对于国际事务进行干涉与插手而形成的政治传导机制;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导机制;示范效应机制等。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当建立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目标,确定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应当关注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并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     

欢迎订阅2014年《国际安全研究》

《国际安全研究》由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其前身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是一份以研究国际安全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国际安全研究》以"加强战略思维、审视国际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为宗旨,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反映国际关系研究成果,重点刊载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章,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安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相结合。     

新科技革命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新一轮科技革命拉开帷幕,打开了世人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扇新的大门。如同历次科技革命一样,本轮科技革命不但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将给国际政治环境带来巨大冲击,重塑国际产业分工和政治生态。在此背景下,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与国家安全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的特点。一方面,新兴科技将在安全领域给主导国带来绝对领先的优势地位,各国以发展求安全,国家安全成为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本轮科技革命对“安全”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国家安全也是本轮科技革命能够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这些新的现象和新的特点,将极大地考验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特别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能力。     

试论非法移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非法移民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对于非法移民与国家安全的关注达到了新的高度。非法移民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可从社会安全、国土安全与文化安全三个维度来分析非法移民对美国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非法移民问题使得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变得复杂化,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但是,过分夸大非法移民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也与客观事实不符。     

教育发展中的行政文化浅议

国家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领导,体现在教育方针、政策及相关的法规上,通过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对教育进行计划、指导、协调和控制.同时,各类教育实体要根据教育法规、政策和方针,制订一系列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教育方针、政策、法规及规章制度在教育活动中的实施,体现了教育领域行政文化的丰富内涵.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及对策——以与我国宗教信仰政策的冲突为视角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在赋予公民接受和从事宗教自由和保持信仰自由的同时,笼统的无区别和限制,这与我国宗教信仰政策存在冲突。它的出台,势必会给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各种渗透活动尤其是政治渗透提供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开展＂人权外交＂,煽动宗教狂热,制造民族隔阂,培植地下势力,对我国的政治安全造成潜在的影响。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加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在立法上明确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完善宗教工作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有关宗教问题的广泛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     

论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科学发展——从马克思哲学视域考察

马克思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科学预见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基本观点。＂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科学发展＂分别指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自由性和科学性。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既体现为人的发展在目标内容与实践规范上的关系,又体现为人的发展在价值增值与能量供给上的关系。     

中国国家安全论坛

“中国国家安全论坛”是探讨国家安全形势和安全战略的研究平台，凡涉及国家安全的研究领域，如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安全问题，都是论坛研究和关注的对象。该论坛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每年举办一次，截止到2009年共举办了8次，讨论的主题依次是：21世纪国际战略形势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大国兴起中的国家安全、     

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和本国国情,逐步形成并坚持奉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即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我国家安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抵御国家安全风险的能力有了飞跃性提高,但是我在国际体系中在更大程度上仍处于守势,这决定了在在战略指导上应采取防御性姿态。当然,在新的形势下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内涵和外延也必须有新的发展,以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     

警察价值新探

警察实践是人的一种特殊的价值活动。从哲学层面追究,秩序、正义、自由和安全应当是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警察价值,或曰终极警察价值。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是警察的首要职能。警察是依法＂除暴安良＂、＂扶正压邪＂的正义力量。警察作为社会的法治公器,其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依法限制少数人违法犯罪的非法自由和依法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当代世界绝大多数文明的国家,都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作为警察的基本职责和任务通过法律加以规定,并授予其相应的权力。     

坚持系统思维 构建大安全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家安全提出的"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发展和升华,是新时代指导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思想。整体性和协同意识、层次性和分类指导、结构性和功能性、动态性和开放性是系统思维的基本特征,系统思维是解决国家安全等复杂问题的重要思维方式和方法手段。以系统思维指导国家安全治理,要求我们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只有坚持系统思维,才能构建大安全格局,大安全格局主要包涵"大安全"国内格局、"大安全"国际格局、"大安全"国家治理格局。     

格莱斯顿欧洲协调思想及其外交实践

格莱斯顿的欧洲协调思想，是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和基督教宗教信仰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特殊的国际政治历史背景。其创新之处在于赋予了欧洲协调浓厚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显著体现在他关于欧洲协调的目标、责任和手段、英国的角色三个核心问题的“格莱斯顿式的”理解上。格莱斯顿复兴的欧洲协调，通过敦促土耳其解决与黑山、希腊之间的边界问题，柏林条约得到遵守，切实地维护了欧洲“公法”的权威，大国之间的合作也暂时性地缓和了紧张的国际关系。经过格莱斯顿的复兴和创新，欧洲协调激励了后世的自由主义者，推动了大国协调机制的完善，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了鲜活的模板。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