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生态经济系统视域下的土地利用管理创新

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为土地利用管理创新过程中协调好土地供给、生态、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和借鉴。本文在对土地生态经济系统进行解读的前提下,认为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认识与协调发展是土地利用管理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通过对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进行论述,提出这些特征为土地利用管理创新提供了可能性与要求。从土地管理理念、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管理手段三个方面对土地利用管理创新路径进行了探讨。     

“人地关系”视阈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对生态危机的阐释

马克思借助土地这一特殊的具象性意象表征自然，从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换为人与土地的关系，进而以“人地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为切入点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通过对比原始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人地关系”的不同特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流变的经济动因，揭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在生态议题上，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人与土地物质变换断裂现象和以抢劫土地肥力为主要手段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科学地阐释了生态危机的成因。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摒弃了西方主流环境主义、深生态学和生态浪漫主义等在生态问题上抽象的价值批判和伦理说教，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入手，提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联合生产、弥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扬弃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等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策略。     

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的三重论域

土地空间资本化既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现实语境,也是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不仅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统治,还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因此,其土地空间资本化理论既具有经济批判进路,又具有政治批判关涉,还具有生态批判维度。在经济批判上,马克思揭示,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土地空间从私有化、商品化走向异化;在政治批判上,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土地空间进行支配,并在土地空间与人自身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建构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制;在生态批判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化的土地空间与人的关系发生裂变。深入探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当下重新思考、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拆迁补偿政策研究

本研究在分析有关城市拆迁补偿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利益平衡的拆迁补偿原则与定价机制和制度架构。认为,化解因分配和交换之利益失衡引起的拆迁冲突,利益均衡是理论基础,建构起合理的补偿定价机制及其运行保障制度是重点;城市拆迁补偿费的定价依据是足以使被拆迁人维持甚至提高与原有房屋直接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基本构成是被拆迁房屋建筑部分的市场价值和同等占用比例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生态政绩观:生态文明建设中政绩观的新向度

生态政绩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以生态价值优先、整体利益最大化、未来利益至上为原则,以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理念.树立生态政绩观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建构生态政绩观必须实现价值观的生态转向:从经济理性转向生态理性,从个人价值诉求转向整体价值诉求,由单一价值诉求转向综合价值诉求,从无视成本价值诉求转向生态成本价值诉求.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产品的综合定价策略研究

商业银行的中同业务产品已经成为了银行发展的重点,但是商业银行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定价机制,本文着重介绍了商业银行定价模式中的一种:综合定价策略.本文首先概括的介绍了五种中间业务产品定价的主要模式,然后对中间业务产品综合定价策略进行了总体的概括性叙述,之后对中间业务产品的综合定价策略进行了建模,给出了运算的公式,最后举例说明公式的运算过程.     

从行政伦理视角看我国土地行政管理

行政伦理具有正义、公平、民主的价值意义,行政伦理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行政伦理建设能使和谐、生态的发展观念深入到土地行政主体的内心,并使其内化为自觉的约束力量,从而真正保护和使用好宝贵的土地资源。     

我国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严重紧缺的原因及治理探析

本文论述了我国土地资源趋于恶化、水资源严重紧缺的原因及治理措施。控制生态恶化,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     

农地过度非农化与地方政府行为失范

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按照用途可划分为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农地非农化就是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各类非农用建没用地,这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农地非农化的实质就是农地资源由农业利用转为建设利用的重新酉己置。由于农地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农地非农化一般都是单向的不可逆的,     

产业结构调整对土地利用效益变化的驱动分析——以丽水市为例

从社会、经济、环境生态三个方面构建丽水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丽水市1996——2005年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进行定量分析;并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对丽水市在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土地利用各项效益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提高的驱动作用进行分析。丽水市工业化初期,土地利用环境生态效益值明显高于社会和经济效益值,各效益系统基本处于高度协调状态,进入工业化中期后,社会和经济效益增长较快,而环境生态效益却快速下降。在追求工业化发展同时也要注重环境和生态的保护,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江苏土地金融工具的探索:1935-1937年

现代社会的转型,金融工具必不可缺。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危机重重,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土地金融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江苏省积极探索符合其特点的土地金融工具,其中以江苏抵价券与启东的地价券最著特色,本文具体介绍1935-1937年间,江苏省运用土地金融工具进行土地改革与土地征收所作的若干尝试。抵价券(农地补偿)与地价券这些颇具本土特色的土地债券至今仍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农民土地情感迁变——以湖南省溆浦县桐木坨村农民为例

中国传统农民对土地有着深深眷恋之情。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出发,通过一系列农村政策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式,导致农民的土地情感发生相应变化,从传统的眷恋逐步演变为集体化时期的“厌弃”,在承包责任制后又转变为“逃离”。农民土地情感的这种迁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     

农地确权:化解人地矛盾的根本途径——兼谈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通过农地确权化解人地矛盾以保证国家稳定,谋取社会发展,促进民生幸福,古今中外的实践验证或体现了这一规律性的认识。据此,我们提出了我国今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界定农地归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继续将土地权利"排他性"地界定给农户;鼓励农地权能分离组合,进行规模化经营;试探实行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产权改革。     

地权诉求、宅基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中农民地权诉求常被忽略,而地权诉求是理解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本文基于5省11县2192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地权诉求强度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地权诉求越强的农户,其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意愿也越强。地权诉求结构作用显著,其收益性诉求起正向激励作用,而保障性诉求起负向激励(抑制)作用。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存在相互作用,而地权诉求是其共同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充分理解和尊重地权诉求,构建与地权诉求激励相容的政策方案,共同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宅基地流转及其与劳动力转移的和谐性。     

论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农民阶层的社会流动,是农民转型的体制障碍。改革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尝试建立土地共同基金,是促进城郊农民市民化的现实选择。     

重构我国土地立法的价值体系

土地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科学完善的土地立法对于依法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成败至关重要,国家土地利用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比市场调节更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我国的土地立法迫切需要重新建构其价值体系,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体现平等保护财产权益的法治精神,这是我国土地立法价值选择真正的理性基础。     

地方政府征地补偿机制理性分析

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以地方政府垄断经营土地一级市场,征地按土地的原用途补偿为两大基本特征,从而构成了土地管理上的利益驱动,并与兼顾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征地补偿存在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与所有非农建设都要征地之间、土地补偿的低偿性与土地价值增值性之间、征地主体地位的强势性与农民利益保护脆弱性之间、征地建设谋发展与让被征地者分享发展成果之间等深层矛盾。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必须实行制度创新,从改革地方政府征地绩效评估机制入手,解决征地补偿、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Multi‐Sited Governance of Large‐Scale Land Acquisitions: Mapping and Evaluating the Terrain

Recent spikes in commodity prices, the growing appetite for primary commodities among emerging economies, growing interest in biofuels and speculations over future returns to land and its products have led to a renewed interest in farmland in the global South. With highly publicized risks and polarized “win‐lose” narratives, so‐called “land grabb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activity. In juxtaposition to those seeing large‐scale land acquisitions as inherently risky or undesirable, some argue for th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they engender—provided risks can be mitigated through improved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argument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ormal features of the multi‐sited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place to guid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govern it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 intent is not to discount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l norms and practices or the so‐called “lived experience of governance,” nor the argument that such land acquisitions are inherently flawed irre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e imposed on them.” Rather,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erits of the arguments advanced by the pro‐investment camp, and to explor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merging global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is set up to deliver on the purported benefits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Results suggest that serious weaknesses in the substantive scope, reach and/or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in all of the reviewed governance mechanisms pose a serious risk to the likely effectiveness of the emerging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in minimizing risks and leveraging benefits. Addressing these weaknesses is an obvious first step for bolstering the credibility of those advocating that governance is the solution.     

关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特点与完善

土地征收是国家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强制调整人民土地权益的行为,属于一种不得已而对合法私权科以的特别负担。由于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和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缺陷,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行为存在向＂赢利性经济人＂蜕变的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对此,需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并进一步明确人民的土地权益,以便形成必要的制衡机制。